人类灭绝 还是从新进化为新物种？

伤我心太深

人类灭绝，这并非危言耸听，也并非像霍金预言中被外星人消灭，而是，人类的灭亡，符合生物进化历程。
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人类正在经历越来越快的改变。很快，我们就将进化成新的智慧生物，甚至可能是很多种。只是在那个时候，我们还能算是人类吗？
地球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生物，99.99%都已经消失不见了。这些生物的最终命运主要是两种情况：一种是绝灭，由于生存竞争失败或者环境变化，一个生物物种的个体全部消失不见了。比如那些大型恐龙在白垩纪末期小行星撞击地球的大灾难中全部消失了。还有一种是逐渐进化成了其他生物，比如某些小型恐龙，早在小行星撞击地球之前，它们就进化成了远古的鸟类，并一直存活到了今天，而昔日那些小型恐龙则消失了。



人类灭绝


远古人类的一些分支也消失了，比如在寒冷时期的洞穴中居住的尼安德特人，在距今3万年前，它们在现代人类的生存竞争挤压之下，在地球上彻底消失了。如今，我们现代人类拥有了各种高科技手段，能够让我们在各种环境灾难中生存下来，并且改造自然环境以适应我们自己的需要，我们似乎也不再受到自然选择的影响，似乎已经脱离了生物进化的过程。看上去，人类这个物种似乎很长时间不用担心自己会消失了。

然而，正是因为各种高科技不断涌现，人类不仅没有脱离生物界的进化规律，反而进化速度越来越快，人类马上就要进化成其他的生物，今天的人类即将灭绝！


生物进化的脚步很慢


这个观点似乎耸人听闻，但如果我们回顾生物进化的历史和人类技术的历史，就会理解这个观点的正确性。
我们观察生物界，会发现进化是缓慢的、渐变的，这个观点来自于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进化论之父达尔文。他的进化论认为，由于自然资源是非常有限的，所以生物为了生存，彼此进行竞争或斗争。在无休止的竞争中，那些碰巧具有一些先天优势的生物就会活下来并且繁盛起来，把那些先天优势传递给了后代。通过这种方式，新的物种能够不断地产生出来，一点点地改变自己。当然了，这个改变的过程持续的时间会很漫长。




从地球历史上看，只有一些巨大的灾变，比如小行星撞击地球或者大冰期降临，才会加快进化的过程。这样的灾变在地球上创造出了许多新的小生境，于是给生物进化提供了许多新的可能性，使原本缓慢的进化过程得到了提速。这个观点是1972年美国的进化生物学家斯蒂芬·古尔德和奈尔斯·阿尔德里奇共同提出的，被称为“间断平衡论”。它解释了为什么从化石发现上看，地球历史上漫长的时光中生物面貌没什么变化，但是会有一些短暂的时期，新的生物突然大量地涌现出来。比如在寒武纪初期，大量生物门类突然间就出现了，这个奇怪的生物界事件被称为“寒武大爆发”。


但实际上，间断平衡论所说的新生物突然大量涌现的“短暂时期”，其实时间也不算短了，一般时间跨度至少也有5万到10万年，只是相对于许多生物上百万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进化过程来说，算是短暂的。这其实也很好理解，一个生物个体可能比它同伴们长的更高、更小，或者更长寿，就算这些特点对于该个体在自然界中的生存来说，是不错的优势，它也需要很长时间一代代慢慢繁殖，才会逐渐把这些优势扩散到整个生物种群中。这是生物学的基本规律。


人类进化开始疯狂加速


然而自从人类跨入文明社会以来的几千年，特别是最近几百年以来，人类自身的进化过程似乎疯狂般地加快了，似乎完全不受生物学规律的限制。
较早开始怀疑达尔文关于生物缓慢渐变的观点有问题的领域并不是来自于生物学，而是来自于经济学，特别是经济学家对美国奴隶制的影响的研究。
1958年，哈佛大学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康拉德和约翰·梅耶出版了一本书，他们书中的观点认为，奴隶制的确是不道德的，但是却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成果，比如促进了社会财富增加，让包括奴隶在内的人们生活得更好了。为了反驳这本书，另一位经济学家福格尔（1993年曾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打算从经济学、生理学和长寿的角度来研究奴隶制。
为了与奴隶的状况做对比，福格尔找到了美国内战时期老兵的一些记录。在当时征兵的时候，会记录下士兵的身高、体重等健康指标；在战后也会统计士兵生病、受伤的情况，包括他们每日点名的信息、死亡证书的信息都可以查阅到。




福格尔以身高和体重作为指标。身高被认为是梦幻般的健康指标，它代表了营养、传染病、卫生条件和身体承受条件等多个因素之和，一个营养良好、少生病的人会比营养不好、多生病的人长得更高。甚至于直到现在，联合国在对发展中国家进行营养质量监测的时候，还使用身高这个指标。
1974年，福格尔得到了自己的结论。奴隶制虽然令人反感，但是的确有经济上的成就，奴隶制在经济上并不是低效的，也不是无利可图的，这和当时许多历史学家的看法是不同的，却和他想反驳的那本书的观点一致。


福格尔发现，许多南方各州的奴隶，特别是那些小型种植园中的奴隶，同北方各州的自由民相比，他们吃得很好，生活条件也很好，从数据上看，他们的寿命更长，身体更健康，也做了更多的工作。虽然这个结论让人感到不舒服，但数据确实是正确的。
从对奴隶和士兵的身体状况的研究出发，1988年福格尔又从数据中总结出了一个重要的趋势：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特别是在20世纪，美国人体型开始越来越高大，他们的体重也增加了，寿命延长，更加富裕。比如在1850年，美国男性的平均身高是5英尺7英寸，平均体重是146磅；到了1980年，两个数字分别升高到了5英尺10英寸和174磅。这个趋势并不仅局限在美国人。经济学家对全世界各国的情况进行了调查，发现这个趋势是全球性的。


如果时间扩展得久一些，在过去300年中，人类的体重增加了50%左右，平均寿命增加了一倍多，而且身体重要器官和系统的状态也有了明显的改善，人们更加健康了。
如果某种自然界的生物有这么迅速的身体改变，简直可以说它们正在变成新生物了。从身高、体重看，人类正在疯狂地快速进化中。



技术改变了我们的遗传


从进化的角度来看，300年只是眨眼的工夫，生物基本上来不及出现什么明显的改进。那么人类为什么会有如此快的变化？（原作者：莎莉）是源源不断涌现出来的技术！福格尔的核心理论是“技术-生理进化”理论，即技术改变了人类的遗传。在过去是自然环境潜移默化地影响人类的遗传，对人类的各种基因进行了筛选，慢慢地让人类进化。但是现在，人类利用科技力量改造自然环境，用医药、卫生、公共健康、食品等领域的技术来摆脱自然环境对自己的制约，人类反过来对环境具有了控制力。


这不是说人类现在不进化了，恰恰相反，新技术代替了过去自然环境的角色，更加快速地让人类进化。比如说，一代人健康改善和寿命增加，结果他们身体更好，能够更好地工作，创造了更好的环境给下一代，下一代从父母那里继承了健康的体质，并面对一个更好的生存和工作环境，他们会活得更健康，生命更长，创造更多财富，并继续帮助下一代改变，如此一代代下去，用不了多久，人类就走向了繁荣，当然也走在了快速进化的道路上。今天的人类不仅与其他生物在进化领域中分道扬镳，甚至与此前的一些智人也完全不同了。
人类正在快速进化，这个观点倒不是很新，人们需要回答的是：什么驱动了人类在快速进化？快速进化的机制是怎样的？




现在生物学家已经知道，通过自然选择对基因进行筛选，这种方式并不是驱动生物进化的唯一方式。外部环境也会对一个生物的体内基因产生影响，比如决定了某些基因的开或关，从而对生物的遗传产生了影响。所以，技术进步导致的环境改变，也必然让人类的遗传产生变化。
福格尔的观点更加激进，他认为，技术对人的遗传的改变是迅速的，比如巴士灭菌法，这种技术能够大量消除食品和饮用水中的细菌，但同时也迅速地改变了我们人体内的细菌状况，这就影响了全世界许多人的体内环境，必然给人类的遗传造成深远的影响。


想想看，现代人类是一个才产生了20万年的物种。当现代智人刚刚在非洲出现的时候，人均寿命只有大约20岁左右。但是到了20世纪开始的时候，人均寿命已经达到了44岁。20万年的时间，人均寿命增加了24岁。但是到了今天即21世纪初期，人均寿命已经70多岁了。一个世纪的时间，人类的寿命几乎增加了一倍。漫长的进化塑造了我们人体，同时也让我们的人体具有很强的可塑性。比如在繁荣的年代，我们的体型会变大，而在萧条的年代，我们的体型会减小。福格尔发现，人类体重明显增加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正是因为那个时候汽车开始进入人们的生活，让人们可以从事更多运动量小的室内工作。这也是技术改变人体的一个事例。



设计我们的孩子


自然发生的灾难事件是非常罕见的偶然现象，可是技术进步每天都在发生，而且进步的速度让人瞠目结舌。
我们都知道计算机领域有个摩尔定律，说的是计算机芯片上集成电路的密度每一两年就会增加一倍。近年来，研究人员发现，这种指数形式的技术增加出现在所有以信息为基础的技术领域中。那些有巨大潜力推动技术-生理进化的领域，比如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生物学、机器人学、互联网、传感器，等等，所有这些技术产品的威力都在以指数形式飞速增长。
一个很重要的技术是基因组测序，人们认为这种技术能够彻底改变医药领域千人一药方的死板局面，能够让医生可以个性化和预防性地治疗许多疾病。






在20世纪90年代，当人类基因组计划宣布开启的时候，破译一个人的全部基因组的成本预算大概是30亿美元，远远超出一般人的经济承受能力。然而到了2001年，价格已经下降到3亿美元；到了2012年，价格已经下跌到1000美元以下，普通人如果想了解自己的全部基因组，也可以承受这个费用了。而且价格下降的趋势表明，十年之内，对一个人的基因组测序的价格将会下跌到10美元。如果我们此前的医学能够让人类的寿命在一个世纪中增加将近一倍，那么我们可以想像，以基因测序技术为基础的个性化、预防性的医疗会让我们的寿命再次大幅度延长。21世纪将是人类对自身基因组拥有越来越强大的控制力和改造力的时代。


看看围绕着人类生殖涌现出来的这些技术：胎儿检测，遗传筛查，孕期监测，遗传咨询，都在迅速地让人类进化。仅仅在一代人之前，唐氏综合症是一个可怕的遗传疾病。而现在，90%的唐氏综合症胎儿都被医生提前发现，并通过终止妊娠而“消灭”掉了。类似这样的技术继续发展下去，我们人类设计自己孩子的那一天很快就会到来。比如，我们可以选择孩子皮肤的颜色、眼睛的颜色，甚至个性特征。也会有一天，连大脑的部分都可以花钱用新技术来购买或改造！


智慧生物大爆发


这样的进化前景带来了一个更大的问题：经过多少改变，人类会变成一个新的生物？
生物学家认为，这个时间不会太久。以狗为例，它们曾经和狼是同类，但是现在它们与狼不一样了。这只是在几千年的时间里，人类偶尔干预了一下这种生物的基因选择，就创造出了身形完全不同的狗的种类，从体型巨大的大丹犬到身形娇小的吉娃娃，而且许多狗的品种之间已经不能自然杂交产生后代，换句话说，狗已经产生了许多的亚种。


其实在狗身上发生的事情，对于人类来说也会发生。现在，人类是地球上唯一的智慧生物，但不久之后也许就不会是唯一的了。一些科学家预测，如果我们持续对基因组进行技术改变，大概再过一两代人的时间，全新的人类物种也许就会出现在地球上。全新人类将能够直接地、有目的性地控制自己的进化过程，当然了，他们也可以控制其他生物的进化过程。


按照科幻小说的经典描述，人类能够控制自己的进化后，会通过优生学的方式，打造出一个能力非凡的统治阶层。但真实的情况并不会如此简单，因为人类还存在许多无法主观控制的因素。
比如我们试图让自己变得更聪明，这个目标看似简单，却可能涉及到数以千计的基因，还涉及到许多复杂的关系。比如，我们的智力和我们的记忆力可能紧密相关，而我们还不了解其中的奥秘，所以，单方面试图增加某一种能力，有可能会伤害其他能力，也可能会让我们人体突然之间“错误百出”，无法正常运转。


另外，不同的人对于改造自身有不同的想法。一开始，我们可能会优化自身，去掉潜在致病基因，这是人人都希望的。但是再进一步改造，每个人就会根据自己的喜好、性格去优化自身和设计下一代，于是人类就会出现五花八门的“野生种”，就像人类曾经对狼进行驯化导致出现了许多狗的种类一样。


人类的大量“野生种”再各自进化一段不长的时间，最终彼此不再能够成功交配，除非使用技术来帮忙。如此一来，今天的人类就已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大量彼此不同的新智慧生物。我们将迎来智慧生物的“寒武纪大爆发”，一个智慧物种大量产生的时代就要来临了。




人类不进化，就等着灭绝

我们低估人类灭绝的风险了吗？

（文 / 罗斯·安德森）听起来或许有点不可思议，但确实有可能在某个月黑风高，或者风和日丽的日子里，人类就从地球表面完全消失了。我们已经学会关心小行星会否撞向地球，或是担心超级火山大爆发，但牛津大学的哲学教授、尼克·博斯特罗姆（Nick Bostrom）认为，人类更有可能毁灭于自己之手。
博斯特罗姆是牛津大学人类未来研究院的院长，他在几篇文章中都表示，现今社会不仅对人类灭绝的风险知之甚少，更糟糕的是人们大大低估了这种风险。关乎人类存亡的生存危机中，有一些广为人知，尤其是自然因素，但其他因素则毫不起眼，甚至让人觉得古怪离奇。

博斯特罗姆认为，最令人担心的一类因素，其实是人类科技发展带来的危险，且未来 100 年时间里，这一类危险因素，在数量和危险程度上都会持续增长。

有些人认为，我们应该集中力量解决现存的问题，而不是担心未来那些可能威胁生存的因素，因为后者中有很多都不太可能发生。但您对此的回应是，从伦理道德层面来说，缓解未来的生存危机，比缓解眼前的痛苦更有优先性。可以解释一下这是为什么吗？

博： 这样说，如果在你的道德观中，未来的人和现在的人同样重要，你认为从根本上来说不管一个人生存于现在还是将来，都不会影响到他的重要性，这就正如许多人都认同，从根本上来说，不管一个人正呆在什么地方——非洲也好、月球也好，任何地方都好，这个人始终具有不变的价值。

进一步来说，如果你从道德观上认可，未来之人的重要性与他们的人数成正比，那么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缓解生存危机比当下其他任何事情都重要。想一想，如果撑过这段艰难时期，未来可以有多少人出生并生存下去——我们也许可以延续数十亿年，我们的子孙后代可能会散布宇宙中，并定居于数十亿个太阳系中，到那时人口可能会比现在多几十亿、几百亿倍。因此，在实现这美好蓝图的过程中，哪怕这宏伟未来变为现实的可能性降低一点点，其影响之重大，都超过很多现在看来十分重要的事情，比如消除贫困或者治疗疟疾。


就眼前的情况来说，您似乎并不太担心自然界中的生存危机，比如小行星撞击地球、超级火山喷发等等。您认为，大部分威胁到人类未来的危机，都是人类自己引起的，比如核战争——不过核战争也不算新概念了。还有没有其他更新、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方式，可能会令我们毁灭于自己之手呢？
博： 我认为最严重的生存危机，应该来自于人类未来的某种技术，可能本世纪末就会出现。例如，机械智能或高级分子纳米技术，可能带动某种武器系统的快速发展；合成生物学的发展同样可能带来一些危险。

当然，并不是所有生存危机都一定会导致种族灭绝，生存危机中肯定包括灭绝，但也包括永久性破坏人类发展潜力的危险。你可以想象，一个集权主义社会就可能糟糕到这种程度，纵观历史，集权统治最终都被推翻了，但技术的发展可以让统治者更容易排除异己或监视人民，使得这种暴政越发密不透风坚固异常。
就眼前的情况而言，为什么我们不需要担心自然界的生存危机呢？

博： 一种解释的方法是，人类已经成功的延续了 10 万年，由此看来，短期（比如未来的几百年内），自然界的生存危机都不太可能为人类带来灭绝的危险。但是我们自己却会通过技术革新，制造出全新的危机，而面对这些危机我们是否能安然渡过，就无史可循了。

另一个解释的角度是，衡量一下这些自然界危机发生的可能性，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几率都非常小。例如，我们可以通过研究地球或月球表面陨石坑的分布，来了解不同撞击力度的发生频率，以进一步估算小行星撞击的风险，而结果表明这种风险很小。我们也可以通过望远镜观察研究小行星的运动，观测它们是否会进入撞击地球的轨道。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发现任何大型的小行星有要撞上地球的迹象（※此处已更正），并且大部分较大型的小行星都已在我们的观测范围之中。

牛津大学人类未来研究院的院长，哲学教授尼克·博斯特罗姆（Nick Bostrom）认为，人类更有可能毁灭于自己之手，因人类科技发展带来的危险，而陷于灭绝危险之中。

您曾经论述说，我们之所以低估生存危机带来的影响，是因为 “观察选择效应”，可以进一步解释一下这种效应么？

博： 要解释 “观察选择效应”（Observation Selection Effect），我们可以先讲讲 “选择效应”。比方说，我们想评估一下这个池塘里最大的鱼有多大，于是我们用渔网捉了 100 条鱼，其中最大的有 7.6 厘米长。你可能会推断说，这个池塘里的鱼最大也就在 7.6 厘米左右，因为都抓了 100 条鱼了，其中最大的也就 7.6 厘米长，这个推论看起来很合理。但后来你发现，你的渔网只能捕到一定长度之内的鱼，也就是你使用的测量工具会带来一种 “选择效应” ：你试图从一个大范围内取样，但结果你取样的范围只是大范围中的一个小范围。这是目前统计学会面临的一种典型困境，也有一些方法可以帮我们纠正这种效应带来的偏差，所以，当你想要知道池塘里鱼的大小的时候，要把这些都考虑进去。

“观察选择效应” 是 “选择效应” 的一种，它不是由测量工具的局限性造成的，而是因为所有的 “观察” 都需要由 “观察者” 来进行。这种效应有时候十分重要，不可忽略，例如在演化生物学的研究中。比方说，我们已经知道地球上演化出了智慧生命，据此有些人可能就会自然而然地认为，大部分类地行星上也会演化出智慧生命——这就是在忽视了 “观察选择效应” 之后得到的结论。无论类地行星中演化出智慧生命的比例多么低，我们都会发现，“我们的星球不就是这样的么？”。

实际上，我们的观察结果——即我们的星球上出现了智慧生命——无论在 “类地行星上几乎不可能出现智慧生命”，还是在 “类地行星上极为可能出现智慧生命”，两个假设中的任意一个之下，都是成立的，但 “观察选择效应” 可能会让我们倾向于后面的这个假设。而在人类灭亡和生存危机的问题上，“观察选择效应” 一样也会产生影响。
您能进一步解释一下吗？

博： 其实有一种方法，可以让我们排除 “观察选择效应” 的影响，叫做 “自我抽样假设”。这一假设可以大致解释为，你要把自己想象成从大批观察者中，随机选出的一名观察者。在末日理论中，这一假设格外有用，这个理论认为，我们低估了人类在不久的将来就灭绝的可能性。基本的做法就是给出两个假设，分别对到人类灭绝时，所有存在过的人类总数给出不同的估算值，比如你可以简单一点地设定：一个假设认为到人类灭绝时，存在过的人类总数为 2000 亿，另一个假设则认为是 200 万亿（是前者的 1000 倍）。

刚听到这两个假设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两个看起来可能性差不多，然后你就应该考虑 “自我抽样假设”，以及你的出生排行（即在所有已经出生、以及将在未来出生的人中，你排在多少名）。我们估算了一下，至今为止已大约有 1000 亿人，曾经或正存在于这个星球之上，如果考虑到这个数据，你就会倾向于第一个假设，即认为到人类灭绝时，存在过的人类总数为 2000 亿。因为如果你把自己当做所有曾经、正在或将要存在于世的人中，任意抽选出的一个代表，你是第 1000 亿个的可能性，在 2000 亿总数的情况下要远大于 200 万亿总数的情况。如果人类总数为 2000 亿，第 1000 亿就是中间的位置，情理之中。

但如果人类总数可以达到 200 万亿，那你就是前 0.05% 出生的人，听起来好像有点不可思议。所以，你会发现，排除 “观察选择效应” ，可能带来颇为令人惊讶的违反直觉的结果。不过需要强调的是，我不能肯定这个人类总数理论的正确性，在更深层面上还有一些方法上的问题没有解决，我也写过很多文章阐述这些问题。


我大概明白 “观察选择效应” 是怎么影响我们判断的了。这么说是不是更直接一点：我们想要知道什么样的危机，能够造成种族灭绝这等规模的灾难后果，但问题是，这种危机根本不可能被观察到——如果曾经发生过这种事情，我们根本不可能依然好好地存在着，更不用说 “观察” 了。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怎么看？

博： 在讨论关于人类生存史的重要性到底有多大时，有一种思路跟你刚刚说的很相似。人类在这个星球上的历史大约有 10 万年，那么成功活过这 10 万年，是不是意味着我们还能再渡过一个 10 万年呢？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牵扯到一些不同的影响因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会不会出现一些全新的、人类史上都不曾有过的危机呢——尤其是我们自己造成的那些危机，21 世纪以来，我们发展出的某些新技术，尤其是那些能让我们制造出新武器，或者引发新事端的技术。研究过去 10 万年的历史，似乎不能让我们在面对这类危机时，获得多少加分。
不过，就自然界存在的危机而言——无论是小行星撞击，或是宇宙的真空衰变，等等——有人可能会问，我们能从人类历史中得到什么信息。还有人会发现，无论在什么地方的什么物种，都会因为 “观察选择效应” 而觉得自己幸存至 “今”，因为种族灭绝之后你就无法再 “观察” 到自己了，这使得对某些危机的分析更加复杂。

几年前，我曾与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位物理学家、马克斯·泰格马克（Max Tegmark），合著了一篇文章，文中我们讨论了一些生存危机，比如真空衰变，这种假设的现象是指，宇宙衰变至一种更低能量的状态，而这种低能态会像个巨大的气泡一般以光速扩张，所过之处一切都被毁灭，这场灾难不会有目击者——它毫无预兆的以光速袭来。
我们发现，在面对 “毁灭” 这一问题时，我们的所见和经验是很有问题的，“观察选择效应” 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但我们发现了一种间接的研究方法，即解读跟地球形成时间有关的证据，并把这些证据跟其他类地行星的形成时间相比较，之后得到的数据可以帮我们了解监测这种危机。所以你看，这又是一种在估算人类灭绝几率时，不能忽略 “观察选择效应” 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