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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我心太深

第二十三章　太阳系的探测和利用


　　图：宇宙飞帆——J·龙伯格仿照布鲁格尔的原画改作。

　　在二十世纪刚刚开始的时候，不管是内行的科学家还是一般人都认为飞机是不可能造成的。而在本世纪的末尾，如果不受核灾难和生态灾难的黑暗幽灵之害，就很可能会看到苏联和美国联合载人宇宙考察船飞向邻近的行星。

　　正是在这一世纪里，人类某些极为古老的梦想变成了现实。人类已经长出了翅膀，实现了代达罗斯①和达·芬奇的志向。现在，呼吸空气的载人装置能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绕地球航行一圈。另一些载人装置则可在大气层以上掠过，在 90 分钟以内绕地球一圈。

　　有这样一代人，在他们的青少年时期，行星对他们来说是一些远得无法想象的光点，而月亮则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典型例子。就是这一代人在中年时期看到了他们的同类在月球的地面上行走。到他们的老年时期，很可能会看到人类在布满撞击坑的火卫一照明之下，在满是尘土的火星地面上漫步。在人类一千万年的历史上只有这一代人经历到这样的变迁。这一代人现在还活着。

　　也正是在人类历史的这一瞬间，第一次对整个地球进行了考察。部落制正在消失，正在组织超越国界的几个国家联合起来的大集团，通讯和交通技术方面惊人的发展正在破坏人类各部分之间的文化差异。但文化上的百花齐放使我们的文明得以延续，就象生物学上的多种多样使生命得以延续一样。

　　地球上人口过多，但这还不是从字面意义上说的：我们的技术足够使比目前 36 亿人多得多的人口过上舒舒服服的生活。我们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人口过多的。对于已为人类开辟了新路的那部分永不满足的野心勃勃的人来说，已经没有新的地方可去了。在我们内部也有地方，但这不是这种人的擅长。我们有海洋盆地，但我们还没有去认真开发它们。一旦我们着手去做，这些地方很可能会迅速得到开发。

　　正是人类历史上的这一个时期，才有可能对我们在太空中的相邻天体进行探索和移民。这种可能性的出现恰是时候。

　　1992 年 10 月 12 日将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五百周年纪念日。我想，大约就在那个时候，人类将从事于类似哥伦布的事业。我们将比哥伦布和他的船员们优越得多。我们确切地知道我们到哪里去和怎样去。事先将由无入驾驶的飞船前去探明道路。航路将准确无误地绘制出来，航行中可能会发生危险——比如说，在去向太阳系外围的路上与小行星碰撞或是机械发生故障，但是我们不用象哥伦布时代的许多海员那样，害怕会从地球的边缘上跌下去。而且很可能不会有“太阳系”的赤道无风带和海妖那样的东西。当年激励哥伦布的探险激情和冒险精神仍将激励着我们。就象新大陆的发现和开发对欧洲文明起过深刻的不可逆转的影响一样，对太阳系的开发和移民将在人类的历史和发展中引起永久性的变化。

　　据我看来，目前的探测太空之举与几百年前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航海壮举有着明显的相同之处。进行首次航海的是西班牙宫廷里的一个意大利人哥伦布，而我们的第一艘载人宇宙飞船阿波罗号对月球探测的主要部分是由以凡尔纳·冯·勃劳恩( Wernber von Braun )为首的一组移居美国的德同工程师促成的。在哥伦布的四次航海以后，基本上有十年左右的中断。然后，在西班牙人，英国人，法国人和荷兰人中突然掀起了一股进一步探险的热潮——出现了飘扬着许多旗帜的船只，由各种外国侨民组织的探险队。

　　阿波罗 17 号标志着阿波罗登月飞行的结束。看来很明显，至少在美国，在进一步的月球探测或建立月球基地之前，会有十来年的停顿。阿波罗最初的方针根本不是从科学出发的。它是在美国遭受到政治难堪的时刻构想出来的。有些历史学家推测，肯尼迪总统在组织阿波罗计划时的主要动机是扭转公众对于猪湾入侵惨败的注意。在阿波罗计划上花费了数百亿美元。如果目标是对月球进行科学考察的话，使用无人驾驶的飞行器要有效得多，花的钱也要少得多。早先．几次的阿波罗登月飞行在科学上价值甚微，因为首先（甚至是唯一）关心的是宇航员的安全。只有在阿波罗系列飞行接近尾声时，科学上的打算才起到重要的作用。

　　正当第一个科学家登上月球时，阿波罗计划却宣告结束。哈佛大学毕业的地质学家哈里森·“杰克”·施密特( Harrison "Jack" Schmitt )是阿波罗 17 号的登月舱上的两名乘员之一。他是第一个在月球表面对月球进行研究的科学家。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正当阿波罗计划开始能在科学探测月球方面达到重要进展的当口，就被取消了。真巧，在月球上登陆的第一个科学家，竟是最后一个在月球上登陆的人——至少在看得见的将来是如此。美国并没有继续派遣载人飞船去月球的计划，据我们所知，苏联也没有此项计划。

　　取消阿波罗是出自经济原因。但是进行一次出航只需要投资几千万美元就可以，约为阿波罗计划中所花费的全部经费的千分之一。这十分象以下这种假设的情况：我不听我妻子的劝告去买了一辆罗尔斯·罗易斯牌汽车。她认为一辆大众牌汽车同样能载着我到处跑。但我认为罗尔斯·罗易斯牌会使我摆脱工作中的烦恼。于是我花了很多的钱去买了一辆罗尔斯·罗易斯。以至于当我开了不多时间以后，我发现我无法再开这辆车了，因为我负担不起加满一油箱汽油的价格——而一油箱汽油的价格仅为罗尔斯·罗易斯牌汽车价格的千分之一。

　　我是反对初期的阿波罗飞行任务的科学家之一。但既然阿波罗技术已经到了手，我就竭力主张应该继续使用这一技术。我认为我们做了两次错误的决定——一次是选择了早期载人去月球的计划，后来又是解除这项计划，阿波罗 17 号以后，美国就没有什么探测月球的计划了，不管是载人的还是无人驾驶的都没有。而苏联在它的无人驾驶宇宙飞船去月球的系列飞行中已经研究出一项业已证明有效的多功能的技术，能在月球表面流动探测，并能自动把试样送回地球。

　　最初对新大陆进行考察的例子告诉我们，对空间探测的中断是暂时的。预定在 1975 年或 1976 年进行的美苏两国的轨道航天站“联盟号”和“天空实验室”的对接预示着将联合进行行星际飞行。

　　太阳系比地球要大得多，但我们的宇宙飞行器的速度当然要比十五、六世纪帆船的速度快得多。乘宇宙飞船从地球到月球比乘当时的西班牙大帆船从西班牙到加那利群岛要快得多。从地球到火星的航程花费的时间相当于十八世纪从英国航行到北美洲的时间，从地球到木星卫星的旅程所需的时间约相当于十八世纪从法国航行到泰国。而且，甚至美国和苏联在花钱较多的载人太空飞行计划上所花的钱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也刚巧相当于十六、七世纪英国和法国花费在帆船探险事业上的钱在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不论从经济角度还是从人的能力的角度来说，我们从前已经进行过这样的航行了！

　　我相信，到八十年代末我们将会看到在月球上建立半永久性的基地。这些基地的材料和人员给养起初来自地球，但将逐步利用月球上的资源而达到自给自足。这种月球殖民地上将会有孩子降生。他们最终会认为地球是一个“故国”——在许多方面都是一个老式的世界：墨守成规，不适应时代的进步，比起月球殖民地来受到的约束来得多，不够自由；尽管月球上气候严酷，生活受到技术上的限制。

　　在相对来说不远的将来，先进的无人驾驶航天器将探测整个太阳系。我认为到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我们将能看见深度潜入大气层的探测器进入木星、土星和土卫六（土星最大的卫星）的大气层；那些地方，我相信，对于当地的生命来说无疑是太阳系中最合适的。我们将亲眼目睹小型宇宙飞船穿过彗星，在木星和土星的大卫星上着陆，从遥远的海王星和冥王星旁飞驰而过。我们还会目睹坚固的宇宙飞行器撞入太阳，在它们被这颗最近的恒星内部的高热烧毁和熔化之前用无线电把数据发回地球。

　　可是，即使在邻近的行星上着陆，也不会象过去曾经想象的那样容易。金星表面远非天堂；而正如我们已经讲到过的那样，非常象地狱。我们很难设想在未来的几十年之内人可能会登上金星表面进行探测。金星上温度象火一样高，气体有毒，大气的压力高得足以把人压碎。然而，金星的云层则处于温和的环境之中。因此，进行一次浮在云层中的载人探测未始没有诱惑力或科学价值。这种载人的浮飘探测器有点象十九世纪的气球吊篮，宇航员可以只穿衬衫，戴看成制氧气面具在里面工作。

　　火星是一个极为令人兴奋的行星，具有重大的地质、气象和生物学意义。对火星的一次载人探险飞行看来十分必要，只是有两条反对理由。首先，经济上不胜负担。一、二千亿美元也许是保守的估计。我无法使自己相信这样的花费在未来几十年内是必需的，因为这笔开支可用来解除地球上那么多的苦难。但从较为长远的观点来看，比如到二十一世纪的前几十年，则我并不认为这种经费上的反对理由还会是有说服力的了——特别是因为那时还会研究出新的推进系统和生命维持系统。

　　飞向火星的载人飞行的第二个反对理由较为微妙。它反对从火星自动取回标本，就象反对苏联在月球系列飞行中从月球自动取回标本一样。这就是“返回污染”的危险。正因为火星是一个具确巨大潜在生物学意义的环境，火星上可能有病原体；这种有机体如果运到地球的环境之中，就可能引起巨大的生物破坏——一种火星瘟疫，如同 H·G·威尔斯( H·G·Wells )所著的“大战火星人”一书中所写的意外转折那样，只是这回情况刚巧相反。这是至关重要的论点。一方面，我们可以争辩说，火星上的有机体对地球上的有机体不会引起严重问题，因为 45 亿年以来火星和地球上的有机体之间从未有过生物学上的接触。另一方面，我们同样可以争辩说，地球上的有机体正是因为 46 亿年来从未与火星上的潜在病原体有过接触，因此并未发展出抵抗潜在的火星病原体的能力。这样一种传染的机会可能很小，但一旦发生这样的灾难，那肯定是很厉害的。在帆船探险的早期对圣多明各、萨摩亚群岛和塔希提岛的土著居民实行全体灭绝就是根据这些褒由。而哥伦布带到新大陆去的礼物之中有一样就是天花。

　　争论这些标本是安全地带回地球，还是带到某一个月球基地上以避免暴露在地球上，是没有用的。月球基地与地球之间经常有人员来往，大型地球轨道航天站也一样。我们从隔离阿波罗带回月球标本的经验中得出一个很清楚的教训，这就是：飞行任务控制人员是不愿意为着避免一种极少可能出现的全球瘟疫，来使一个宇航员冒不舒服的危险的——更不用说冒生命的危险了。当在月球上成功着陆的第一艘载人飞船阿波罗 11 号回到地球的时候（这是一艘适用于宁宙航行，但不适用于航海的容器），原来商定的检疫协议立即就遭到了破坏。平时决定，宁可在太平洋的空气小打开阿波罗 11 号的舱口，而使地球有可能暴露在月球病原体之前，却不愿让三个宇航员来冒晕海危险。对于检疫关心得极少，原定把密封的指令舱吊出太平洋的那艘航空母舰上的起重机在最后一分钟发现不安全，马上就要求在公海上把阿波罗 11 号的出口打开。

　　还有一个麻烦问题是潜伏期。如果我们把地球上的有机体暴露在火星病原体之中，我们要等多久才能确信我们真正弄清楚了病原体及其宿主之间的相互关系呢？比如说，麻疯病的潜伏期就长达十年以上。由于存在着地球受到返回污染的危险，我深信在火星上的载人着陆将推迟到下个世纪初，在通过无人驾驶飞行对火星的外空生物学和地球的流行病学进行了充分研究之后才能实现。

　　我得出这个结论是违反心意的，因为我自己也很想参加第一次对火星的载人探险飞行。但是首先必需有一个详尽的计划来对火星进行无人生物考察。存在这种病原体的可能性是极小的，但我们不能拿十亿人的生命去冒哪怕是一点点危险。尽管如此，我相信，人类将在二十一世纪初左右的时候踏上火星地面。

　　除此以外，完全有可能窥测一下进—步探测和移民的大致轮廓。我们知道，木星的几个大卫星和土星最大的卫星土卫六从它们本身来看是较大的天体。而且我们还知道，土卫六的大气比火星的大气要稠密得多。这五个卫星的表面上都有大量的冰，若要使这些星球变得比较适宜于居住，可以用这些冰来充当燃料，生产食物和产生大气。类似的改造火星和金星的计划已经有人提出，并且完全有可能得到改进并付诸实施（见第二十二章）。在今后的一、两个世纪内很可能人类还会进行一些更为吸引人的技术更为先进的计划。这些计划包括在小行星或是短周期彗星的上面或内部建立基地。

　　再过一个世纪左右，将会研制出一些新奇的在太阳系内部飞行的推进方式。其中最吸引人的是太阳帆，利用太阳光和太阳风的质子和电子的压力在太阳系内旅行。这样一种飞行器需要巨大的帆，但这些帆可以做得极薄。我们可以想象一艘宇宙飞船，四周围着长达数十英里薄如蝉翼的金色的帆，这些帆卷得十分精巧细致，以便兜住太阳风。遥控的科学站将监视太阳耀斑所引起的阵风。从太阳往外飞行要容易些，逆风朝着太阳飞行要困难得多。利用太阳能发电以及利用核聚变的宇宙飞船也很可能会在下个世纪研制成功。

　　大约再过两、三百年，即使对人类技术能力的增长作一谨慎估计，我也可以想象到，整个太阳系将全部探测完毕——其规模至少达到今天对地球的探测程度。而今天距早期欧洲帆船大规模的探测和殖民活动恰好是两、三百年。在那以后，有可能开始对我们的太阳系进行规模更大的重新安排，起先是缓慢地，然后以较快的速度进行一系列天体工程事业，来改变行星的位置，重新安排它们的质量，使它们能适合人类，人类的后代和他们发明的需要。

　　到那时——可能在那刚之前很久——我们可能已和银河系中其他的先进文明社会取得了联系，也可能还没有取得联系。总之，我们将在几个世纪内准备好跨出下一步。等到太阳系中又开始感到无处可去了（同样是指心理上，而不是指实际上），我们将准备好进行恒星际航行。这个远景是无止境的，永远能够满足人类最大的探险要求。

　　先驱者 10 号是人类所发射的第一艘星际宇宙飞船。它也是迄至发射时为止速度最快的飞船。但先驱者 10 号要飞到离我们最近的恒星还是需要飞八万年。太空是这样的空旷，先驱者 10 号永远不会进入另一个太阳系。只有当宇宙中的恒星际航行器发现和拦截到先驱者 10 号时，它上面传送信息的小小金牌才会被读到。

　　我相信这样一种拦截是会发生的，但是它将被从地球上发射出去的恒星际航行器所拦截。这个新的恒星际航行器将赶上并截住这一古代的残留物——就象当年的“尼娜号”船（她的船员们用西班牙卡斯蒂利亚语热烈地讨论过会不会从地球边缘跌落下去的问题）后来被航空母舰“约翰·F·肯尼迪号”在特里斯登·德·库尼亚群岛外面的某个地方拦截住一样。

　　① 代达罗斯(Dacdalus)：希腊神话里克里特迷宫的建筑师和雕刻家，为了逃出迷宫，给自己和儿子造了翅膀。——译注

伤我心太深

第三部分　太阳系以外


　　

图：人像与星空——罗伯特·马辛泰尔作



在灿烂的星空下
翩翩起舞
——鲍勃·戴伦《手鼓曼恩先生》



第二十四章　海豚是我的挚友


　　（扫校者注：本章原有题图，为“三只海豚正在与作者交谈——卡尔·萨根摄”，因扫描质量问题而放弃。）

　　在西弗吉尼亚州格林班克( Greent Bank )举行的第一次与外星球智慧生物通讯的科学会议规模不大，会议是美国国家科学院发起，于 1961 年召开的。这是“奥兹玛”计划以后一年的事情。“奥兹玛”计划是企图收听可能存在于其它星球上的文明世界所发出的无线电信号的首次尝试，未获成功。1961 年会议以后，由苏联科学院发起，在苏联举行了两次类似的会议。后来，1971 年 9 月，在苏联亚美尼亚的布拉干附近，举行了关于与外星球智慧生物通讯的苏美联合会议（见第 27 章）。现在，是否可能与外星球智慧生物通讯这个议题，至少部分地受到了重视。可是在 1961 年组织这样的会议是要有足够的勇气的。这应归功于当时的国立射电天文台台长奥托·斯特拉夫( Otto Struve )博士，是他组织并主持了格林班克会议。

　　应邀出席那次会议的人士中，有约翰·李利( John Lilly )博士。他当时在佛罗里达州科拉尔盖布尔斯的通讯研究所工作。李利被邀请参加会议是因为他正在研究海豚智慧，尤其在致力于与海豚对话。海豚可能是我们自己星球上另一种具有智慧的动物。当时有这样的感觉，一旦建立了星际无线电联系，我们就面临和另一行星的智慧物种通讯的任务，所以，与海豚对话的努力，在某种意义上说可以和与另一行星上的智慧物种联系时的任务相比。我认为，如果我们终于收到了来自星空的信息，那幺理解这种信息也将比理解海豚发出的信息要容易得多（见第 29 章），如果海豚确能发出信息的话。

　　然而，把海豚与宇宙联系起来的构思是很久以后才在我脑海中形成的，那时我正在肯尼迪角高耸的装配架下的环礁湖旁等着观看“阿波罗 17 号”的发射。一只海豚静静地在湖里来回游动，不时跃出水面，窥视着被照得通亮、升火待发的“土星”火箭。也许，它只是为了看看我们是不是万事俱备了？

　　参加格林班克会议的许多人早就互相认识。但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李利还是一个莫测高深的新交，他的海豚是那样的迷人，可能与海豚对话的前景又是那样的令人神往。（在会议进行期间，斯德哥尔摩宣布授与当时和我们在一起参加会议的梅尔文·卡尔文( Melvin Calvin )诺贝尔化学奖，使会议更加难以忘怀。）

　　当时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希望以后能经常纪念这次会议，保持某种松散的集体联系。李利所说的海豚故事，开使我们着迷，我们就把这个组织命名为“海豚会”。卡尔文设计了一种冲压的领带别针作为会徽，上面是一个男孩骑在一只海豚上。这个图案是仿照波士顿博物馆一枚古希腊钱币复制出来的。在几次“海豚会”选举新会员的活动中，我担任某种非正式的通信联系人。“海豚会”成立后的一、二年内，我们又选举了一些其他会员，包括：I·S·什克洛夫斯基( I.S.Shklovski )，弗里曼·戴松 ( Freeman Dyson )以及 J.B.S. 霍尔丹( J.B.S.Haldane )。霍尔丹写信给我说，他赞成不缴会费、不开会、也不承担任何义务的一种组织，但他保证克尽会员的职责。

　　现在“海豚会”行将结束。一些国际规模的活动替代了它。但是对于我，“海豚会”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它给了我与海豚会见，交谈，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建立友谊的机会。

　　每年冬天，我总在加勒比地区呆上一两个星期，大多是带着通气管或水下呼吸器去潜水，观察加勒比海的非哺乳类动物。

　　由于我和约翰·李利的结识和后来的友谊，我也能去科拉尔盖布尔斯及其位于美国维尔京群岛圣托马斯的研究站和李利的海豚一起呆上几天。

　　他的研究所现在虽然已告结束，但毫无疑问，当时在海豚方面确实做了一些有意义的研究工作，包括绘制了一本重要的海豚大脑图。尽管我对李利研究工作的某些学术方面的问题持有不同观点，但是我对任何认真研究海豚的打算，特别对李利的首创精神表示钦佩。李利后来改换课题，从内部构造上去研究人类头脑中因药物和非药物所引起的意识的扩展。

　　我在 1963 年冬第一次见到埃尔伐（海豚名）。海豚的皮肤十分敏感，因此在实验室里研究这些哺乳动物就受到了限制。后来使用了聚合塑料水槽，海豚才能在实验室里长期生活。通讯研究所设在一座原先是银行的建筑物里，每个出纳柜台里有一个聚苯乙烯水槽，里面生活着海豚，海豚会数钞票，这使我感（扫校者注：中译本此处似有文字脱漏）。李利在把我介绍给埃尔伐以前，坚持要我披上塑料雨衣，我当时认为完全不必要。我们走进一间中等大小的房间，在另一头的一个角落里有一个大聚乙烯水槽。我马上就看到了埃尔伐，它的头向后仰着露出水面，使它双目的视野相互重迭，因而具有双目的视觉。他慢慢地游到水槽靠近我们的一侧。约翰，竭尽主人的礼仪，他说道：“卡尔，这是埃尔伐，埃尔伐，这是卡尔。”埃尔伐立即啪地一下把头朝前伸，接着往下拍到水面，压出细细的一股水柱打在我的前额上。我的雨衣还是没有白穿。约翰说：“行，瞧得出你们俩能合得来”。说完转身就走了。

　　对于海豚与人的寒喧之道，我一无所知，我就尽可能表现得随随便便的样子，走近水槽，嘟嚷了儿句“嗨，埃尔伐”之类的话。埃尔伐立即翻过身来，露出了他那擦伤的、铁灰色的腹部。这多么象一条要主人为它搔痒的狗啊！我抚摸着他的内侧。

　　他很高兴，至少我认为是这样的。鼻子长得象瓶子一样的海豚生就一付微笑的尊容。

　　过了一会儿，埃尔伐游到水槽的那一边，然后又游了回来，采取了仰卧的姿势，但这次是在水面下大约 6 英寸的地方。很明显，他想要我再去搔搔他的腹部。这对于我来说有点不方便，因为在雨衣下面，我“全副武装”地穿着西装上衣衬衫，还系着领带。然而我不想表现得不礼貌。我脱掉雨衣和上装，没解开袖口的扣子就把袖子捋到手腕以上，又重新穿上雨衣，一面不断向埃尔伐示意，我马上就回去。我终于在水面下 6 英寸处给埃尔伐又搔了痒。他再次表示很欣赏。一会儿他又退到水槽的另一边，然后又游回来，这次他呆在水面下约 1 英尺的地方。

　　这一下我侍候他的热情大大地打了折扣。但是在我看来，我和埃尔伐是在进行某种交谈。所以我又一次脱去雨衣，卷起袖子，再穿上雨衣侍候埃尔伐。接下来，埃尔伐竟游到水面下 3～4 英尺的地方，等着我去抚摸。如果我完全脱去雨衣和衬衫，也只能刚刚够得着他。我认为这未免太过份了，所以我们俩——人与海豚——隔着一米深的水矜持地相互注视着。突然埃尔伐昂首跃出水面，只有尾巴末端触及水面。，他赫然高耸在我的面前，做着缓慢的后蹬动作，然后发出一声怪叫。这是一个单音节音，高亢而刺耳。有点儿象动画片里鸭子唐纳德( Donald Duck )的音色。叫声中仿佛埃尔伐说了声：“再来！”①

　　我冲出房间，发现约翰正在摆弄一些电子设备，我兴奋地告诉他，埃尔伐刚才显然说了声“再来！”

　　约翰的反应很简短，他只问：“是有‘上下文’的交谈吗②？”

　　“是的，有‘上下文’的交谈。”

　　“好，这是他知道的单词中的一个。”

　　约翰认定埃尔伐已经学会了大约几十个英语单词。然而，就我所知，还没有人学会任何一个海豚语的单词。也许这就测验出了这两种不同生物的智力高下？

　　从普利尼③时代起，人类的历史中就充满着关于人类与海豚同种关系的种种传说。关于海豚拯救濒于溺死的人的生命以及保护人类免受其它海洋食肉动物攻击的说法，更是有凭有据，层出不穷。直到 1972 年 9 月据《纽约时报》报道，一位 23 岁的妇女因船只失事，在印度洋中作 25 英里长泳时，有二只海豚保护了她，使她末受鲨鱼的袭击。海豚是地中海最古老的文化——包括纳巴弟( Nabatean )和米诺斯( Minoan )这样的古文化——中到处可见、居于支配地位的艺术主题。梅尔文·卡尔文为我们复制的希腊钱币就是这种源远流长史实的证明。

　　人类喜欢海豚些什么，是清楚的。海豚既友善又忠诚，它们有时为我们提供食物（有些海豚为渔民驱赶海生动物）；偶而，它们还拯救我们的生命。但是人类为什么会吸引海豚？我们为海豚做了些什么好事？这些却不很清楚了。在本章后一部分，我将建议，我们应向海豚提供智力刺激和音响娱乐。

　　约翰知道许多关于海豚的第一手或第二手的轶事，我特别记得三个故事。一个说，有一只海豚在大海上捕获后放在小船上的一个塑料水箱里。它对捕获它的人发出一整套各种各样的声音，哨声、尖叫和嗡鸣。这些声音有着明显的模仿特征，听起来象海鸥叫，大雾吹号声，火车汽笛声等岸上发出的声音。这只海豚是被岸上的生物捕获的，它在试图摹仿岸上的声音来进行交谈，就如一个有教养的客人所做的那样。

　　海豚的大部分声音是用鼻孔发出的，而它们的同宗兄弟鲸鱼则用鼻孔喷水。在解剖上，海豚是接近鲸鱼的小型同类生物。

　　另一个故事说，一只海豚关了一个时期后放回大海，人们跟踪着它。这只海脉与一群海豚接触后，发出一组非常长和复杂的声音。这是在叙述它被囚禁的经历吗？

　　海豚除了能发出回声定位的卡嗒声外（那是一种很有效的水下声纳系统），还能发出一种哨声，好象开门关门时的声响。当它们模仿人类讲话时，就发出这种声音，如埃尔伐说的“再来”。它们能够发出很纯的声调。我们还知道成对的海豚能发出频率相同，而相位不同的音调。这样，波动物理中的节拍现象就出现了。节拍现象很有趣。如果人类用各种纯音唱歌，我肯定我们会接连几个小时地“唱和”下去。

　　海豚的哨声用于通讯联系，这一点是没有什么疑问的，在圣托马斯，我从一只名叫彼德的青春期雄海豚那儿听到了似乎是十分哀怨的啸叫。那时正把彼德与两只青春期的雌海豚暂时隔开。它们互相不断的啸叫着。当这三只海豚在池子里重逢时，它们的性活动是极为频繁的，再也不怎么啸叫了。

　　我所听到海豚间大多数通讯联系是吱吱门响的那一类，海豚看来也为发出类似声音的人所吸引。例如， 1971 年 3 月，在夏威夷的一个海豚池里，我花了 46 分钟时间，与好几只海豚进行热烈的吱吱门响式的“交谈”，至少对于某些海豚来说，我说的“话”似乎很有趣。我说的“话”可能在海豚语中是白痴般的蠢话，它使听者惊呆了，但毕竟引起了它们的注意。

　　约翰告诉我另一个故事：他怎样在没有实验任务的周末，把雌雄海豚分开，来对待青春期性欲旺盛的海豚的，否则它们就会象约翰带着几分体谅心情所形容的那样去“度蜜月”了。这虽然是海豚所希望的，但刚度过蜜月的海豚在星期一上午无法进行实验，有一次，海豚居然能通过一扇沉重的垂直升降的闸门从大水池的这一半到了另一半。有个星期一早晨，约翰发现闸门仍然关着，但两只异性的海豚——埃尔伐和齐齐却在屏障的同一边水池里，它们度了蜜月。约翰的实验计划只得暂停。他很恼火。是谁忘子在星期五下午把海豚分开？但是每个人都记得海豚是分开了的，闸门也关好了。

　　作为试验，实验者有意使一切重演一遍。星期五下午，在响亮的再见声、砰然的关门声和沉重的脚步离去声中，埃尔伐和齐齐被分开了，沉重的闸门关上了。但是暗中人们却在窥视着。一切静下来后，海豚在闸门处会合了，并交换了一些低频的吱吱嘎嘎门响似的声音。然后埃尔伐在它这边把门的一角往上推，直到它自已挤了进去；齐齐从她那边推对面的一角，逐渐地，它们把门推了上去。埃尔伐游了过来，并受到了它配偶的拥抱 （说“拥抱”不恰当，但“鳍抱”也不是个恰当的词）。后来，据约翰说，埋伏等着的人齐吹响口哨，学汽笛叫，大声呵斥表示有人。埃尔伐这才带着几分窘态，游回到它那一半的池水中去了，两只海豚从各自那边把闸门又弄了下来。

　　这段故事具有如此引人入胜的人情味，甚至带有一定程度的维多利亚女王时代中产阶级接触两性问题时的负疚感，使我未能尽信。但是有关海豚听来不可能的事还多着呢。

　　我大概是被海豚提过性要求的少数人之一。这段故事说来话长，先要介绍一点背景情况。有一年冬天我去圣托马斯潜水并访问李利的海豚站，当时海豚站是由格雷戈里·贝特逊 ( Grgory Bateson )领导的，他是在人类学、心理学以及人类与动物行为方面有着非凡和广泛兴趣的英国人。我们和一些朋友在一个相当远的山顶餐厅吃夜饭时，与餐厅的女主人随便交谈。女主人很年轻，叫玛格丽特，她诉苦说了她的日子是多么平凡乏味（仅在夜晚，她才是女主人）。正巧那天白天，贝特逊对我说起，他很难找到足够的助理研究人员。于是我把玛格丽特介绍给格雷戈里·贝特逊，两人一拍即合。不久，玛格丽特就跟海豚打交道了。

　　贝特逊离开圣托马斯后，玛格丽特一度是研究站的管理主任。工作过程中，玛格丽特进行了一项值得注意的实验。李利在《海豚的心灵》一书对此作了详细的介绍。她住到一个悬吊在海豚彼得池子上的筏子上去，一天 24 小时和彼得密切接触。玛格丽特的实验是在我现在要说的那件事不久以前进行的。彼得对我的态度可能与她的实验有关系。

　　我当时正与彼得一起在一个大的室内水池中游沫，我把水池里的橡皮球扔给彼得（我这样做很自然）。当球落到水面时，彼得潜入球下，用鼻子把球准确地打回到我的手中。我扔了几次，彼得次次都能准确地回球，在此之后，彼得的回球变得越来越不准确了，迫使我一会儿游到池子的这边，一会儿游到那边去抢球。最后，很清楚，彼得故意不使球落在离我十英尺之内。它已把游戏的规则改变了。

　　彼得在我身上进行心理学实验，以了解在什么样的最长距离下，我还会继续这场无意义的捕捉游戏。埃尔伐在我们第一次见面时进行的正是同样的心理学试验。这样的试验是把海豚与人类联结在一起的一条线索。我们是少数够得上具有心理学知识的物种之一。因此，我们是海豚能够对之进行心理实验的少数物种之一，不论这种试验是在多么无意的情况下进行的。

　　如同我第一次与埃尔伐会见那样，我终于看清了所发生的情况，就毫不犹豫地决定，不准海豚对我进行心理实验，所以我拿着球、仅仅踩水而已。大约一分钟左右后，彼得急速地向我游来，和我擦撞了一下。它转了个圈重复这奇怪的把戏。这次，当它经过我的，我感到彼得的某个隆起物轻轻地擦着我的侧面，当它转回来第三次经过我时，我漫不经心地想道，这个隆起物会是什么？不是它的尾叶突，也不是……突然，我明白了。我觉得我就象某个老小姐刚被年轻人不成体统地求婚那样。我全无合作的准备，各种老一套的言词涌上心头，如：“你难道连一个美丽的海豚姑娘也不认识吗？”然而彼得依旧兴高采烈，不因为我毫无反应而生气（我现在猜想，可能它以为我太呆头呆脑了，以致连“这个”信息都不懂？）

　　彼得和雌海豚分开已经有一段时间，而且不久以前和另一个人——玛格丽特有过很多日子的密切接触。我认为海豚和人类并没有什么性方面联系，所以也不能以此说明海豚对人类抱有亲近感，但是这件事还是有其重要性的。即使在我们道貌岸然地称之为“兽性”的情况下，就我所闻，也只有少数几种动物受到人类哄骗成了不同物种之间性活动的牺牲品，这些也只限于人类已经驯化了的那类动物。我不知是否有些海豚也产生了驯化我们的念头。

　　海豚的轶事戍了鸡尾酒会上了不起的话题，无尽无休的闲谈资料。在研究海豚语言和智慧方面我发现的困难之一恰恰是人们对海豚轶事过于热衷，真正关键性的科学试验却从未进行过。

　　例如，我再三要求做下列实验：把海豚 A 放入装有两个水下扬声器的水箱里。每个水下扬声器都接在自动分配器上，向海豚供应美味食品。一个扬声器播放巴赫④的乐曲，另一个播放硬壳虫音乐⑤（每次更换乐曲）。哪个扬声器演奏巴赫，哪个演奏硬壳虫，是任意决定的。海豚 A 只要来到适当的扬声器处，譬如说，演奏硬壳虫的那个，就奖赏它一条鱼。我想，由于海豚对声音频谱的巨大兴趣和学习能力，毫无疑问，海豚很快就能区分巴赫和硬壳虫，这还不是实验的重要部分。重要的是，海豚 A 要尝试多少次才能熟练起来，也就是说，每次想吃鱼，就得向播放硬壳虫的扬声器游去。

　　现在用宽网眼的塑料栏网把海豚 A 与扬声器隔开。透过栏网它能看，能闻和品尝，最重要的是透过栏网它能够听和“说”，但却不能游过去。然后把海豚 B 放到扬声器区域。海豚 B 是没有经验的，它对水下鱼食分配器和巴赫及硬壳虫都毫无所知。搞大麻烟( Cannabis Sativa )实验时，要物色“无经验的”大学生时会碰到很大的困难，找到对巴赫和硬壳虫音乐一无所知的海豚是毫不困难的。象海豚 A 一样，海豚 B 也必须经过同样的学习过程。但现在每当海豚 B 成功时（起初是碰巧的），分配器不仅奖给海豚 B 一条鱼，而且也扔给海豚 A 一条鱼。海豚 A 此时可以目睹海豚 B 的学习经验。如果海豚 A 饿了，那么它把它所知道的有关巴赫和硬壳虫音乐的知识告诉海豚 B，对它也肯定是有利的。如果海豚 B 饿了，那么注意海豚 A 可能拥有的信息对海豚 B 也是有利的。因此，问题是海豚 B 的学习曲线是否比海豚 A 的更陡些?它是否以较少的尝试或在较短的时间内就能达到熟练的稳定程度呢？

　　如果这样的实验反复多次，又发现海豚 B 的学习曲线，从统计意义上说总是比海豚 A 的陡，则两只海豚间可能已经建立了一定程度的信息联系，可能是对巴赫与硬壳虫之间差异的口头叙述，我认为这是个困难的、但并非不可能的实验，或者每次只是示意左面或右面，直到海豚 B 领会为止。这并不是试验海豚与海豚通讯的最好实验设计，但却是一种典型的实验。就我所知，至今还没有对海豚做过上述实验，我对此深表遗憾。

　　过去几年中座头鲸实验的开展，使我感到海豚的智力问题显得特别尖锐，洛克菲勒大学的罗杰·佩恩( Roger Payne )在一组卓越的实验中，把水听器拖到加勒比海数十米深的海水中，以寻找和纪录座头鲸的歌声。座头鲸和海豚在分类上同属鲸目，它的发音特别复杂、动听，可在海面以下传播很远的距离，并在鲸群内部以及鲸群之间有着明显的社交效用。鲸是十分喜爱群居的社会性动物。

　　鲸的大脑尺寸远大于人，大脑皮层和人脑一样有很深的皱纹。它至少和人类一样具有社会性。人类学家相信人类智力的发展取决预以下三个关键因素，脑量，脑回，和个体间相互的社会影响。我们在这里发现了一类动物，它们的条件可能已经超过这三个产生人类智慧的条件，在某些情况下，它们还可能已经远远超过了。

　　但是鲸和海豚没有手、触角或者别的可操纵器官，它们的智慧无法用生产社会必需品的技术来表现，那还剩下什么呢？从佩恩录下的座头鲸所歌唱的长歌实例中，有些歌长达半小时甚至更久，少数几只歌看来象是可以重复的，事实上重复起来一个音素都不差。少倾，整个音组又重复一遍，实际完全雷同。这些歌有的已经录下来出售，购买几张 CRN 唱片（SWR－I 类）就能听到。据我计算在一首长达一小时的鲸歌里，信息单位 （用以标志歌曲所必需的单个是或非的问题）的数目在一百万到一亿比特之间。鉴于这些歌中有很大的频率变化，我猜想频率在表现鲸歌的内容方面是很重要的。或者换句话说，鲸语是调频的。如果鲸语不象我猜的是调频的，这样一首歌，比特数可能只有十分之一。而一百万比特大约是《奥德赛》或冰岛《艾达斯》的比特数。（此外，迄今对鲸类发音只作了少数几次突击性的水听器录音，如说已经录到了最长的鲸歌，那也是不大可能的。）

　　鲸目动物的智慧能不能引导到史诗、历史、详尽的社会相互作用准则之类的创造发明上去？鲸鱼和海豚是否也象人类文字发明以前的荷马等史诗作者一样正在叙述过去年代里海洋深远之处所发生的英雄业绩？是否存在着一种与梅尔维尔所写的《莫贝·迪克》( Moby Dick )（扫校者注：即《白鲸》）相反的故事——从鲸鱼的观点来看，是描写蛮横而又不可战胜的敌人所造成的悲剧，一场被满载着人类、往返于海洋的木头和金属怪兽无端攻击的悲剧呢？

　　鲸目动物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一课。这一课与鲸鱼和海豚无关，而是教育我们自己的。至少有相当可信的证据表明，在地球上除了我们自己之外，还有另一类智慧生物。它们对我们举止善良，而且在许多场合下充满着柔情。我们呢？却有计划地残杀它们，拿鲸鱼的血肉来穷凶极恶地作买卖，把它的油萃取出来做口红、工业润滑剂及其他用途。这种做法在经济上的利益充其量也是不大的，况且又不是非用鲸油不可的润滑剂！真不懂为什么直到最近，反对这种残杀的呼吁还是这么少，对鲸鱼的怜悯也是这样地少得可怜？

　　捕鲸和鲸类加工业的糟蹋生命是劣绩昭彰的。这暴露了人类的一个很大的弱点。这种对生命的糟蹋并不限于鲸鱼。在战争中，人反对人，不把对方当作人类看待，对每一方来说都很平常。这样就可以全然抛却一个人在残杀另一个人时的那种自然的忌惮心理。纳粹宣称某些整个种族是劣等民族，全面地贯彻了这种祸心，这样地分等之后，就有理由剥夺这些种族的公民自由权，奴役他们，杀害他们。纳粹是最凶恶的，但不是最近的罪恶样板，还可以援引许多其它实例。对美国人来说，暗中把其他民族划为次等民族，从早期对美洲印地安人的战争直到我们最近的军事卷入，一贯都是军事和经济机器的润滑剂。在这种情况下，把别的民族，军事上的对手，但却是古代文化的继承者，都贬称为东方的油腻虫、逃亡犯、斜眼鬼等等，不厌其烦地反复咒骂他们不是人，直到我们的士兵和飞行员能够心安理得地屠杀他们，自动化的战争，以及从空中摧毁看不见的目标，大大地方便了这种草菅人命的暴行。这样做便能扫除我们对于同类的同情心而提高了战争的“效率”。如果我们看不见在杀谁，我们的感觉就远不是谋杀别人时的那种感觉了。如果我们杀起同类来都能这样容易地把无理的事说成有理，要尊重异类的智慧生命体会困难多少倍呵！

　　正是在这一点上，海豚在探索外星球智慧生物方面的最终意义得到了体现。问题不在于我们最终能否在感情上作好准备来迎接星际的信息，而在于我们是否能养成这样的观念认为去与经由完全不同途径进化而来，样子和我们大不相同、甚至“怪物般的”生物仍然值得建立友谊和给予对方以尊重、信任和兄弟情谊，尽管尚有很长的路要走，但目前种种迹象都表明人类社会是在朝这个方向前进，问题是我们是否前进得够快了？与外星球智慧生物最可能的接触是和一个远比我们先进的社会相接触（第 31 章）。然而在可预见的未来的任何时候，我们都不会处于美洲印第安人或越南人的境地，即：被技术更发达的文明社会横加殖民暴虐。这是由于恒星之间距离遥远，加之我深信任何文明既然已经存在了这样长久，使我们得以和它接触，也就会恪守中立和具有善意。情况也不会倒过来，由地球来对外星球文明进行掠夺，外星球文明离我们太远了，我们相对来说能力也有限。与其他星球上的另一个智慧物种接触，这种物种在生物学上比海豚或鲸鱼和我们的区别更大，可能有助于我们抛弃早就背上了的从民族主义到人类沙文主义的侵略包袱。尽管探索外星球生命可能需要很长时间，但我们如果能与海豚和鲸鱼交朋友，来开始实施一项使人类返本归真、变得仁慈博爱的计划，就再好不过了。

　　① “再来”( more )在英文中用的是一个单音节词。——译注
　　② 即：是否是在“交谈”中有意识地说的。——译注
　　③ 普利尼( Pliny )，公元 23～71 年，罗马博物学家，百科全书编者和作家——译注。
　　④ 1685～1750，德国风琴家及作曲家。 ——译注
　　⑤ 硬壳虫音乐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英国的一支四重重爵士乐队演奏的音乐。——译注

伤我心太深

第二十五章　“喂，角色分派部吗？
给我送二十个外星人来”




　　图：《2001，空间奥德赛》剧照（扫校者注：此图并非中译本原图，由于扫描质量问题而更换。原图为“2001：空间奥德赛”的片段——西格纳特公司最初平装版《库柏里克的‘2001’的制作》的封面。”）

　　我的朋友阿瑟·C·克拉克( Arthur C. Clarke )遇到过这样一个问题，当时他和以《斯特朗奇洛夫博士》闻名的斯坦利·库柏里克( Stanley Kubrick )正在合写一部较大的电影，名为“在星星的另一边旅行。”在情节的发展中，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危机。他问我能否和他们一起在纽约库柏里克的楼顶豪华公寓里吃饭，帮他们解决一下问题。（顺便提一句，我觉得电影的名称也有点儿怪，就我所知，根本没有“星星的另一边”这种地方，一部关于描述这种地方的电影只能是两小时的空白银幕，只有安迪·沃豪尔( Andy Warhol )①才有可能这样做。我敢肯定这并不是库柏里克和克拉克的本意。）

　　在一席美餐之后，问题摆出来了。情况是这样的：电影将近一半时，一艘载人宇宙飞船正在飞近木卫 5 ——最靠近木星的那颗，或土卫 8 ——中等个儿的土星卫星之一。随着飞船的接近，卫星的弧形曲线显现于银幕之上，使我们看得清这个卫星并不是一颗天然的卫星，而是某个非常强大而先进文明的制造物。突然，卫星上面一侧出现了一个洞口，透过洞口我们看见了——许多星星！但不是卫星另一边的星星，而是宇宙间另一处星空一部分。于是向洞口中发射了几个遥控的无人驾驶小火箭。然而每当小火箭一进入洞口，和它们的联系就中断了。原来，洞口是一扇宇宙大门，通过它人们从宇宙的一处便能进入宇宙的另一处，而且通过这段洞内路程并不困难。飞船飞入宇宙大门，出了另一端的洞口，便是一个恒星系统的空间，天空中闪耀着一个红巨星。一颗行星绕着红巨星运行，很明显这是一个技术发达的文明的所在地。飞船向这颗行星靠拢，着陆……但以后又是什么呢?

　　虽然这部影片中有关人类的部分已快要在英国拍摄了，但是两位作者尚未把相当重要的剧情结尾搞出来。飞船的乘员，或部分乘员，就要与外星人进行接触。但怎样塑造外星人的形象呢？库柏里克主张外星人和人类的差异不要太大。他的想法有个明显的优点——少花钱。他可以打电话给分派角色的部门，要 20 个扮演外星人的角色，稍为化装一下，问题就可以解决。其它的设计方案，不管是哪一种，一定耗资巨大。

　　我争辩道，在人类进化史中，各种不同的偶然因素太多了，在宇宙中别的地方，不大可能还演化成象我们这样形状的生物来。我指出，对先进外星生物的形象如果搞得太明显，就必定会露出不真实的马脚来。最好的解决办法是暗示，不要搞得太具体。

　　这部后来名为“2001：空间奥德赛”的影片三年以后上映了。在首映时，我为我的建议起到了一些作用而感到欣慰。正如杰罗姆·爱及尔( Jerome Agel )的《库柏里克的“2001”的制作》一书（西格纳特公司，1970 年版）所述，库柏里克在制片过程中对外星人的形象作了多种尝试，包括一位身着黑底白点紧身衣，脚尖立地旋转着的舞蹈者。在黑色背景的衬托下，拍摄的效果很好。他最后决定用超现实主义的形象来表现外星球智慧生物，这部电影在扩大普通人对宇宙前景的眼界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许多苏联科学家认为“2001”是他们所看到的最好的美国电影。那影影绰绰的外星人并未使他们迷惑不解。

　　在“2001”的拍摄过程中，库柏里克显然对各种事情考虑得很细致。他担心在这部一千零五十万美元的影片发行前，可能已经发现外星球智慧生物，使剧情显得即使不算荒谬，至少也陈旧过时了。当时向伦敦的劳埃德保险公司中请保险，防止发现外星人后可能会造成损失。一贯承接奇奇怪怪意外事件的保险业务的劳埃德公司婉言拒绝接受这项保险业务。其实在 60 年代中期，根本没有开展对外星球智慧生物的探索。再说，在短短的几年里，意外碰上外星人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伦敦，劳埃德保险公司错过了一个赚钱的好机会。

　　① 美国电影艺术家，以制作就一个单调画面连拍几小时的影片著称。——译注

伤我心太深

第二十六章　宇宙联系


　　自远古起，人类就开始考虑自己在宇宙中的地位。他们一直想搞清楚，是否在某种意义上，人类与那包容着地球的令人敬畏而广漠的宇宙联系着。

　　许多世纪前，出现了一门叫占星术的伪科学。据说，孩子诞生时行星的位置，在决定他（她）的前途方面起着主要的作用。从某种神秘的观点看来，行星——这些移动着的光点就是神。人类狂妄地想象，宇宙为我所造，宇宙为我所用。

　　行星之所以会被认为是神，可能是因为它们的运动似乎是不规则的。“行星”这个希腊词的意思是徘徊者。在许多传说中，神的行动是无法预知的。这一点和表面上无法预见的行星运动不谋而介。他们的理由可能是：神不按规律行事，行星不按规律运动，因此行星就是神。

　　当古代占星的巫师发现，行星的运动并非没有规律可循，而是可以预测的时候，看来他们秘而不宣，怕公开了会不必要地惊动百姓，败坏宗教信仰，动摇对政权的支持。此外，太阳乃是生命之源泉，而月亮则通过潮汐主宰着农业，特别在印度河、尼罗河、长江和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那样的江河流域更是如此。所以，这些较小的光源——行星——对人生有着更微妙、但同样确凿的影响。这种说法是多么的合情合理啊！

　　探求人和宇宙之间的联系、某种连接，这种努力从最初有占星术以来就从未减弱过。尽管科学在进步，人类的这种要求始终存在。

　　现在我们知道，行星世界或多或少与我们的世界相似。我们知道，它们的光和引力对世上新生婴儿的影响是无足轻重的。我们还知道许多其它的天体，如：小行星，彗星，脉冲星，类星体，爆发星系，黑洞等。这些天体都是发明占星术的古代抽象推理家们所不知道的。宇宙比他们所能够想象的还要宏大得多。

　　占星术并未打算跟上时代的步伐，大多数占星术师甚至连行星的运动和位置都算不准。

　　从来没有任何研究成果表明，用占星预测新生儿的未来或个性，在统计意义上有什么值得重视的成功率可言。即使把近年来新发现的强大天体源考虑在内，也没有什么无线电占星术、 X 射线占星术、伽玛射线占星术的研究领域可言。

　　尽管如此，世界上占星术仍然十分盛行。占星术师比天文学家至少多上十倍。很多美国报纸，也许是大多数都辟有占星术的每日专栏。

　　许多聪明的、献身于社会的年轻人对于占星术的兴趣也非瞬息即逝。占星术满足人们某种几乎从不用言辞表达的需要，使人类在浩瀚无垠可敬可畏的宇宙之中感到自己有一定的重要性，并相信我们是以某种方式与宇宙联系在一起的。而这正是许多迷幻药和宗教经验的最终目标，即某些东方宗教所谓的超脱( Samadhi )。

　　现代天文学的远见卓识表明，我们的确是与宇宙联系在一起的。但这种联系，从某种意义看来，与早先占星术师所想象的是大相径庭的。

　　例如，科学家兼哲学家——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 )①成的，与构成大地球的材料不同。现在我们知道情况并非如此。被称作陨星的那种小行星带中的碎片，由“阿波罗”宇航员以及苏联无人宇宙飞船采回的月球标本，太阳向外扩展吹过我们地球的太阳风、以及很可能由爆发恒星及其遗迹产生的宇宙线，都表明宇宙间存在着的各种原子与我们地球上所知道的相同。如今，天体光谱学能测定数十亿光年以外星团的化学成分。整个宇宙都是由我们所熟悉的材料构成的。离地球非常遥远的地方存在的原子和分子，和我们太刚系中存在的相同。

　　这些研究得出了引人注目的结论：不仅宇宙本身处处足以同样的原子构成的，而且，大略地说，各种原子存在的比例也是处处大致相同。

　　几乎所有构成恒星和星际物质的材料都是两种最简单的原子——氢和氦。其它的原子都是杂质和痕量成分而已。对于太阳系的巨大外层行星木星来说，情况也是如此。但是对于象我们地球那样处于太阳系内层较小的岩石和金属大块来说，情况却并非如此。这是因为较小的类地球行星的引力太弱，无法保持它们原有的氢氦大气层，它们缓慢地渗漏到太空中去了。

　　宇宙中丰度仅次于氢、氦的原子是氧、碳、氮和氖。这些原子是人所共知的。为什么宇宙中最丰富的这些元素正好也是地球上理所当然很普遍的元素，而不是别的元素，譬如说，钇或镨呢?

　　今天，恒星演化理论取得得了长足的进展。天文学家能够理解各种类型的恒星及其相互关系——恒星怎样从星际气体和尘埃中诞生，怎样依靠内部炽热的热核反应发光和发热，以及怎样衰亡。这些热核反应与热核武器（氢弹）的基础反应是同一类型的，即把四个氢原子转换成一个氦原子。

　　

图：J·龙伯格的橡实。背景上不甚清晰的缕缕明亮气体来自一颗超新星遗迹。

　　然而，在恒星演化的晚期，恒星内部达到了更高的温度，热核过程生成了比氦更重的元素。天体核物理指出，在那些热红巨星中产生的最多的元素恰恰是在地球及宇宙其它部分最丰富的元素。红巨星内部生成的重原子，以类似太阳风的形式，从恒里的大气层渗漏到星际媒质中；或被强大的恒星爆发喷出。有些爆发可以使一颗恒星比我们的太阳亮上十亿倍。

　　最近对热恒星红外光谱的研究发现，这些恒星正在把硅酸盐物质喷向宇宙空间——把岩石粉末抛入星际媒质之间。碳恒星很可能把石墨微粒抛射到宇宙空间。另一些恒星则散射出冰。象太阳那样的恒星，在它们的早期，很可能把大量的有机化合物推向星际空间。确实，用射电天文学的方法业已发现，在恒星际空间充满着简单的有机分子。已知最明亮的行星状星云②中似乎含有被恒星抛向星际空间的微粒碳酸镁——白云石，它在欧洲形成了同名的山脉。

　　这些重原子——碳、氮、氧、硅等，在星际媒质中到处飘游，直到以后的某一时刻出现局部引力凝聚，形成新的太阳和新的行星。这种第二代的太阳系中重元素很丰富。

　　人类个人的命运目的可能并未与宇宙的其余部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是，构成我们每个人的物质，与发生在离现在很久很久以前的，离我们十分遥远空间中的某些过程是紧密相连的。我们的太阳是第二代或第三代恒星。我们脚下的一切岩石和金属材料，我们血液中的铁，我们齿中的钙，我们基因中的碳，都是几十亿年前在红巨星内部产生的。我们是由恒星材料组成的。

　　在原子和分子方面我们与宇宙其余部分的联系是真实的，井非出于虚构。用望远镜和宇宙飞船继续探索我们周围的环境，我们还可能发现其它的联系。可能存在着一个外星球文明之间的通讯网，我们明天就可能和这种网络挂上钩，亦未可知。占星术所开的空头支票——“星星促成我们的个性”，现代天文学也无法兑现，然而，具有深邃远见的人类想要探索和弄清我们与宇宙的联系，这一目标是人类今天力所能及的。

　　①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 38～322，希腊哲学家。——译注
　　② 行星状星云，这是一种不断扩涨的星际云，通常围绕在被称为新星的爆发恒星周围。——译注

伤我心太深

第二十七章　外星球生命
——一个时机成熟的想法


　　数千年前，关于其他行星上居住着智慧生物的想法是难能可贵的。当时曾经认为，行星本身就是智慧生命。火星是战神，金星是美丽之神，木星是众神之王。

　　早期罗马时代有些作家，如萨玛索达( Samasota )的卢西恩( Lueian )设想月球至少和地球一样是有人居住的地方。他那描写去月球旅行的科学幻想故事叫作“真实的历史”。当然，它纯属虚构。

　　把行星看作是上帝创造，为人类利用，并使人类惊叹不已的精巧天钟的想法出现于文艺复兴时期。1600 年乔达诺·布鲁诺( Giodano Bruno )被烧死在火刑柱上，部分原因就是他公然发表并出版了关于存在着其他世界，并有其他生物居住在那里的异端邪说。

　　以后的几个世纪里，又出现了完全相反的情况。伯纳德·德·方特纳耳( Bernard de Fontenelle )，伊曼纽尔·斯韦登伯格( Emanuel Swedenborg )那样的作家，甚至伊曼纽尔·康德 ( Immanual Kant )和约翰尼斯·开普勒( Johannes Kepler )都心安理得地认为，可能所有的行星都居住着生物。当时确实认为，行星的名字或多或少暗示着它的居民的特征。金星的居民是多情的，火星的居民则是好战和尚武的，水星的居民是活跃易变，反复无常的，而木星的居民都是快活的①，如此等等。伟大的英国天文学家威廉·赫歇尔( William Herschel )甚至认为太阳上也居住着生物。

　　但是，在人们更清楚地了解了太阳系内物理环境的极端严酷情况，以及地球上生物体对适应环境的高度要求后，就产生了疑问。也许火星和金星是可以居住的，但水星、月亮、木星等等则肯定不行。

　　在十九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乔伐尼·齐亚巴雷利 ( Giovanni Schiaparelli )和佩细伐尔·洛厄尔( Pereival Lowell )对火星的观察，使公众认为在我们的这个邻居行星上可能有智慧生物的激动心情活跃起来了。洛厄尔认为火星上有智慧生物的那种热情，他那振振有词的雄辩，以及其他著作的广泛发行，都非常吸引公众注意这个想法。那些信奉洛厄尔设想的科学幻想作家也起了不少作用。

　　然而，火星有智慧生物的证据越来越不足。按照地球上的标准，人们越来越认为火星上的环境过于严酷。他们对于火星上有智慧生物的想法的热情衰退了。

　　那时，对于外星球生物的科学兴趣降到了最低点。洛厄尔寻求火星上智慧生物设想时的那种热情，以及这些想法为普通人所接受的事实，这时使许多科学家产生反感。此外，一个新的天文学领域——将物理应用于恒星表面与内部的天体物理学，获得了非凡的成功。最年轻有为，最富有热情的天文学家去搞恒星天文学，而不搞行星研究了。情况有了这么大的转变，以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一个时期，全美国只有一个天文学家在进行认真的行星物理调查。那是当时芝加哥大学的G·P·库柏( G·P·Kuiper )。天文学家不仅对外星球生命不感兴趣，总的来看，他们对行星研究也不感兴趣了。

　　从 1960 年起，形势再次慢慢地开始倒转，钟摆又一次摆了过来。由于新测量仪器发展了，就得到了大量有关月球和行星物理环境的基本新知识（新测量仪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副产品）。最初安装在陆地上使用，以后安装在空间运载器上，这更重要。年轻科学家们再次被吸引到行星研究方面来，不仅有天文学家，还有地质学家、化学家和生物学家。学科的发展需要他们都来参加。

　　现在我们知道，生命起源的组成块要到物理和化学方面去寻找。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标准的原始大气层暴露于通常的能源之下，地球生命的组成块在几天或几周内就会在大气层中产生出来。现已在陨石和星际空间找到了有机化合物。甚至在象月球那样不适宜存在的环境中也找到了少量的有机物。人们猜测，在木星上，在太阳系的外行星上，以及在土星的最大卫星土卫六( Titan )上也存在有机物，现在，理论和实际观察都指出，行星即使不是恒星不可缺少的伴侣，也是恒星通常的伴侣；不象本世纪初一、二十年间所流行的看法那样是非常稀罕的现象。

　　有史以来第一次我们有了与其它星球的文明进行接触的工具。令人惊叹不已的事实是，在波多黎各的阿雷西博受康奈尔大学管理的国立天文学和电离层研究中心直径 1000 英尺的射电天文望远镜将能够与银河系任何地方同样的射电望远镜进行通讯。我们所掌握的工具不仅可在数百光年或数千光年的距离内进行通讯。我们能够通讯的范围是数万光年，在这个范围内包容着数千亿颗恒星。其他星球上存在着技术上先进的文明的 假说是经得起实验检验的。它已经脱离了纯属推测的阶段，如今已经在实验阶段了。

　　我们首次尝试倾听外星球社会的广播，名谓“奥兹玛”计划，是 1960 年由弗兰克·德雷克在国立射电天文台组织的。该台用某个频率对两颗恒星观察了两周。结果是否定的。本书在写作时，苏联高尔基无线电物理研究所和美国国立射电天文台正在进行略为庞大的计划。总的说来，大概会用一、二个频率检测几百颗邻近的恒星。但是，关于最近恒星距离最乐观的计算也指出，必须要检测数千万乃至数百万颗恒星才可能从中之一收到可理解的信号。这需要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进行大量的努力。然而，这完全是我们的物力和能力办得到的事，也是我们的兴趣所在。

　　1971 年在苏联亚美尼亚布拉干召开了一次科学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关于外星球生命舆论的转变得到了反映。这次会议是苏联科学院和美国全国科学院联合发起的。我荣幸地率领美国代表团参加了会议，与会者代表了天文学、物理学、数学、生物学、化学、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电子学、计算机技术、和密码学方面的学者，这批人（包括两位持怀疑态度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标志着国家和学科边缘的交叉。会议的结论是，可通讯联络的外星球社会存在的可能性以及我们目前与他们进行接触的技术能力都是足够大的。因此有理由进行认真的探索。下面是会议得出的一些具体结论：

　　1、近年来，在天文学、生物学、计算机科学和无线电物理学领域里所获得的惊人发现，已使外星球文明以及有关进行探测的若干问题，从推测进入了实验和观测的新阶段。目前已有可能对这个根本性的重要问题进行认真和细致的实验研究。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第一次。

　　2、可能会证明，这个问题对于人类将来的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一旦发现外星球文明，它对人类科学技术能力的影响将是巨大的，并能积极地影响人类的整个未来。与外星球文明接触成功的现实意义和哲学意义将极为巨大，它将证实我们所花费的大量的努力是值得的。这种发现的结果将大大增加人类的知识宝库。

　　3、地球上的科学技术能力已经强大到足以使我们开始进行旨在探索外星球智慧生物的调查研究。一般说来，即使对外星球智慧生物某些特定探索尚未成功，但这方面的研究将为我们提供重要的利学成果。目前，这方面的调查研究已能在不同的国家、由各国自己的科学研究机构有效地进行。然而，即使在目前的初级阶段，互相讨论、协调具体研究计划和交换科学资料也是有用的。将来，希望把各国的调查研究力量联合起来，以达到实验和观察的目的。我们认为由全人类的代表来探索外星球智慧生物才是最适当的。

　　4、会上讨论了各种探索外星球生命的方式。欲实现上述探索中的最复杂的方式，须要相当可观的时间和精力，并必须支付与空间研究和核研究相比拟的资金。然而，有价值的研究也能以非常有限规模开始。

　　5、与会者认为当前或今后将进行的空间飞船实验，对向太阳系其他行星探寻生命，极有价值。建议继续并加强在以下这些领域里的研究：如准生物有机化学，对太阳系以外行星系统的探索，以及进化生物学。上述研究与探寻外星球文明无疑是密切相关的。

　　6、会议建议，应开始对搜寻信号的方法进行新的特定的调查研究。（详细的会议纪录请参见卡尔·萨根编辑的题为《与外星球智慧生物通讯》一书，1973 年由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的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






　　图：太阳系。行星离太阳的距离以地球离太阳的距离为为单位。三叉标志是表示行星轨道的偏心率，同时表示该行星的今日点、远日点和离太阳的平均距离。行星质量以地球质量为单位来表示。用斜线画上阴影来表示类木行星的不同。



　　图：斯蒂文·多尔(Steven Dole)从太阳系起源物理的计算机实验中的得到的五种太阳系模型。多尔的模型太阳系显然和我们的太阳系十分相似。一般认为在整个银河系中，行星系统是恒星的通常伴侣，这是几种证据之一——转载自《国际太阳系研究杂志》。

　　对外星球智慧生物的探索，已逐渐得到社会公众的承认，并受到美国全国科学院的天文调查委员会的推荐。该调查委员会受命总结七十年代天文学方面的需求。委员会所作的报告是涉及全国性的，内容为关于天文学的未来。该报告第一次强调了探寻外星球智慧生物的重要性。亦可作为近期天文研究方面的重要论文，并提出了建造大型射电望远镜的理由。

　　更有利的是，有关地球上生命起源的成套实验室研究正在加紧进行。如果研究结果证明，地球上生命的起源是非常“容易”的，那么外星球出现生命的可能性也很大。

　　在美国还有一个齐心协力的“海盗”号计划，要把带有仪器的有效载荷降落到火星表面，以寻找火星上土生土长的生命形式。

　　外星球存在生命的这一想法，终于时机成熟了。

　　① 在英语中金星( Venus )，火星( Mars )，水星( Mercery )和木星( Jupiter )分别代表着爱神，战神，使神和朱庇特神(主神)。所以文章说行星的名字与它的居民特正确关。　　——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