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的“京察”是做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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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清两朝的“京察”
　　
　　与考核外官的“大计”制度相对应，明清两朝对京官的按期考核叫“京察”。京官的概念相对外官（地方官）而言，指在六部九卿等中央机构任职者。《明史.选举志》：“考察之法，京官六年，以巳、亥之岁，四品以上自陈以取上裁，五品以下分别致仕、降调、间住为民者有差，具册奏请，谓之京察。”
　　
　　明洪武六年（1373），太祖朱元璋令御史台御史及各道按察司察举有司官员有无过错，奏报黜陟。此即为京察之始。凡逢巳、亥年（巳、亥分别为十二地支之六和十二，相隔六年），四品以上京官各自撰写述职报告，交吏部考核，其升降去留报皇上定夺。对于官员的遗漏之行，另由给事、御史负责纠劾，称作“拾遗”。拾遗发现的问题，很难查清当事者到底是有意遗漏还是无意疏忽，一律按“有罪推定”，处罚不免。
　　
　　明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仕宦大夫知廉耻而自重，以挂名通报察典为终身耻辱，多数官员操守尚好。中央机枢六部九卿科道林立，位高权重之辅臣各有党羽。每遇京察，借此伸恩怨而狭私者在所难免。吏部考核原本也是人为之事。倘若事涉高层派别权力角逐，则中下层官员之贪与不贪，勤与不勤，能与不能均可两说。比如甲派占据上风，则乙派司员所获注考评语多为贪、不勤、不能。反之亦然。隆庆四年（1570），谕旨命首辅高拱主持京察大计。高拱请旨与都察院同理此事，遂黜降不少司官主事（即司局级与处级干部）。两年后，高拱以专恣擅权被勒令致仕回家，而被他削黜的官员却再不得叙用。万历朝，阁臣权重，常庇护属下挠扰察典，致群臣相争如水火。中央机枢派别权力争斗渊源甚久，且不可避免。此大概可曰极权政体与生俱来之特色。
     
  
        
　　
　　清顺治八年（1651），世祖亲政。喻：“部院诸臣，託名熟练，持禄养交，有年届悬车（古代官员七十岁谓悬车之年），贪恋爵禄，著吏部开列职名，亲行更定，与天下见之。”次年，始行京察，确定每六年一次。顺治八年虽定了京察之制，但甄别京官并不拘泥年限。十年，皇帝上喻：“外官计典，十年内已三举行，京官殿最亦当核察。吏、礼侍郎、学士、詹事等官，朕亲考试区别，六部等衙门老疾不能任事，素行不孚众论，或才可外任者，各堂官察核汇送吏部都察院，同吏科河南道议奏，通理常仆等衙门堂官，开送核奏。”
　　
　　顺治十三年（1656），吏部奏定京察例则：三品以上官自行陈述，四品等官由吏部、都察院考察议奏，报皇上亲定黜陟去留。笔帖式（掌满、蒙、汉文秘书事）照有职官例一体考察。凡遇京察，各官暂停升转。十七年（1660）顺治帝诏谕甄别内外官，都御史魏裔介上折子请行“纠拾”之法，以补甄别所未及处。所谓纠拾，明代已行，即检举揭发，主要针对高官大僚。魏御史提出内而京官，外而督抚，不拘现任、丁忧、告假、养病，科道官遇有见闻，即据实纠劾。皇帝遂照准颁行。
　　
　　康熙六年（1667）行京察，次年甄别“不及”官三十七员。谕旨，不必调任，俱降二级。八年（1669）甄别尚书布颜等七人。雍正元年（1723）京察改为三年一举，遂为定制。四年（1726）雍正谕旨：“各部汉司官冗滥，今春京察止革退数人。乃汪景祺、査嗣庭妄谓郎中等官壅滞，有‘十年不调，白首为郎’等语。必司官中有不感恩而怨望者。此等既不能为国家效力，又多占员缺，阻后人升补之路。著各堂官甄别以闻。”雍正明察秋毫，眼里不揉沙子，国朝诸事杀伐果断。他在位十三年吏治最严，效果颇著。
     
  
        
　　
　　乾隆四年（1739），鸿胪寺少卿査斯海奏：“京察被劾，向不引见。或姿本英露，而堂官性多沉抑，即目为浮躁；或质稍迟钝，而堂官识多明敏，即弃为不及。且更有赋性憨直，不善应酬，遂以嫌隙加之。吏议嗣后京察六法，照外省大计例引见。”堂官是明清两朝对各部尚书、侍郎及各寺卿长官的通称，相当于现今的部级干部。他们位居机枢要职，各领部门衙署。査少卿可谓心细之人，他唯恐众多司官与本部门长官脾气秉性不合，而遭误解乃至错纠。郎中、主事一级（相当于现在的司局、处级）一旦被劾，根本没机会面见皇上陈说情由，如此难免被冤屈降黜。若照外省大计引见，则可面陈皇上，由皇上亲定去留。乾隆不糊涂，即刻照准了查少卿这道折子。
　　
　　乾隆为一代英主，通达慧敏。十一年（1746）他明喻曰：“究之察核司员，惟堂官最为亲切，要在平时留心体察，临事举劾公平。如上次一等，三年行走平常，即改二三等；上次二三等，三年奋勉，即当列为一等。庶察典肃而人知劝惩。”乾隆这话宽怀体仁，精微具体，既是原则又可操作。百官闻之不得不言皇上圣明而山呼吾皇万岁。十五年乾隆又说：“京察届期四五品京堂既不自陈，亦不引见。虽吏部都察院填注考语，不过虚文。龙钟庸劣，既得姑容，即才具优长，亦无由自见。于培养人才，澄叙官方之道，盖两失之。嗣后派王大臣秉公分别一二三等引见。”此喻既杜绝庸才滥竽充数，又防英才被埋没。两端皆备。
　　
　　清代对年老休致例有明文。乾隆二十二年（1757）定部、院属官五十五岁以上者，堂官须详加甄别。后又规定六十五岁以上京察二、三等留任各官皇上要亲自面询。嘉庆三年（1798）延至七十岁留任官引见。
　　
　　道咸同三朝京察循旧例，举劾并重，且加以随时纠劾。光绪朝，吏部侍郎窦廷上疏奏陈：京察积弊在于机枢重臣不能必公必严。而考核枢臣功过惟在圣明独断，枢臣不责，何以责部院堂官。他的矛头直指当朝大僚及皇上，所言犀利且确，可谓击中要害。但朝廷中枢格局与制度弊端终难改变，窦侍郎的话除警人外徒剩空言，根本落实不了。及至宣统，吏部设宪政筹备处。其时浮议纷纭，旧言新说莫衷一是，鸡吵鹅斗无所适从。吏部遂成赘疣，京察亦宣告终结。
     
  
        
　　
　　京察，历经明清两朝五百四十馀年，其规制可算详备，亦曾裨益而盛极一时。但方剂猛药顶多能让病入膏肓者多喘几口气，除尽病根儿起死回生是办不到的。正如民谚云：治得了病却救不了命。极权政体气数尽了，神仙来了也是束手无策干瞪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