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延秋事件调查取证 揭秘背后的真相

UFO来啦

对黄延秋的经历，笔者进行了长期地调查和核实。经查，他的第一次失踪是可以有电报上的时间作证，事发后的第二天，上海遣送站的确给辛寨村发了电报;第二次失踪也有部队对他进行了详细地调查，并汇报到邯郸市地委，地委备有存档;第三次的出走，据他的回忆只有天气可做参考，根据国家气象台的资料分析。
事发的时间内他所经过的九大城市当天的天气状况是晴天或多云，福州天气是阴。这与他的口述基本相符。
黄延秋事件人证之一：吕庆堂
地点：上海市浦东东昌路东园一村138号408室
调查人：林起(中国农业工程研究设计院高工)
吕庆堂：原上海浦东高炮三师后勤部部长，已离休
吕庆堂谈：我只见过黄延秋一次。是他第一次来高炮师部队军营在我家住了一个晚上，见过面和他谈过话的，觉得他是个憨厚老实的农民，问他时，他才回答几句。他第一次来我家的经过是：我用部队小汽车，派了后勤部副部长卢俊喜和从家乡来的黄的堂哥黄延明和远亲钱郝的一起去上海市蒙自路收容所领出黄的。接回我家后，给他吃了一斤挂面。第二天，就派卢俊喜副部长和干事王惠恩，送钱郝的等陪黄乘火车回老家的。



他第二次来我家是他自己一人找到我家的。当时我在南京开会，当时是我老伴和儿子吕海山接见的。儿子给他煮了一斤挂面，他全吃了。吃了就呼呼睡了。我的副部长卢喜俊打电话到南京找我请示，我电话中说再派车送黄上车，叫后勤部副部长和我的儿子在第二天给黄买火车票和点心后送黄上火车的。我还叫卢副部长训黄一顿。第二天派了车，由儿子海山送黄到火车上，给他买了吃的，还给他零用钱，直看到火车开后，才回家。对黄第二次来我家一事，我很奇怪。第一次来，是用我部队小汽车把他接到我家的。而第二次来，是黄延秋他穿过上海市到浦东这么远的路来的(从上海原北站到部队驻地，坐车、船要走一个半小时)。他不知道路和我家地址，他是怎么到我家的?部队门卫和传达室都不知道黄进来，他不经过门卫和传达室是怎么进来的?黄从家来上海一天多就到达，太快了，我不理解。
注：上海浦东原高炮师的地址要从上海火车站换两次公共汽车和一次长途汽车才能找到。
黄延秋事件人证之二：李玉英
黄延秋事件 真相大白
地点：吕庆堂家
李玉英说：对黄延秋的印象，两次来家我都见到了。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穿农村白粗布的衣服。到我家来也没有目的。问他是怎么来上海的，他两次来都说：不知道怎么出来的!。黄当时的神志表现正常。
一次来浦东高炮师后勤部营房，他找到我家时的情况：他来前，在家乡时，是养母(姨妈)养大他的。他姨妈说：一天晚上大队开会，黄开会回来到九、十点钟就睡了。早上找他上地，没有人了，到中午也不见，四处亲朋处找，也没有。后来，辛寨收到上海第六收容所发错地点的电报。他养母找到大队书记。才找到电报。知道黄延秋被上海收容所收容。养母和钱二黑(钱郝的)和吕庆堂的妹妹吕秀香住在一个村。知道她有个哥哥吕庆堂在上海。所以就由吕的妹妹和钱郝的一起到上海吕庆堂家。
上海后，由部队的后勤部派吉普车陪钱郝的去收容所接黄延秋到我家中。据当时接黄的人反映：黄延秋说：我在上海出了火车站、被警察发现了，带到收容所，一心想回家。钱去接他时，黄延秋向钱跪下，哭了，说：你可来接我了!出收容所时，收容所还给他一个包(内装一身土布衣服、布鞋、一个茶缸、30元钱，钱在一个黄铁盒里)，黄说：不是我的东西，他不要。包给他后，由钱陪他坐吉普车到吕庆堂部队的家。当时，他一身脏的白粗布衣，吕的妹妹给他换洗衣服。我们问他：你在南京上火车，谁给买的票?他说：有两人给我买票，是山东的。第一次，黄到我家住了一个晚上，就由钱二黑陪他回老家。要了解黄怎么进收容所、到所以后情况、住了几天。出所时的表现，回家时在火车上的表现，说了些什么，钱最清楚。钱现年七八十岁，记忆力好，可向他调查。
黄延秋第二次到我家情况：来那天，雨特别大，儿子打电话给我，说：梦游又来了!儿子给他煮了一大把(500克)挂面。黄全吃了。我回到家时，见黄已在躺椅上睡着了。我当时找后勤部副部长卢俊喜。卢往南京打电话，告诉吕庆堂。我和卢副部长一起到家。问黄延秋：干什么来的?回答：我是跟两个当兵的进来的。问他：谁带你来的。黄答：我自己来的。问他：门卫没有问你?黄说：前面有两个当兵的。我跟着就进来了。问他：干什么来的黄回答：我什么也不干。 当告诉他：明天你就回去。给你买火车票，你回去时，黄说：好，好，回去。当晚，叫黄睡在我儿子房内。并叫儿子经常醒来，注意黄的行动。第二天早晨，部队派吉普车，由我儿子送黄上火车，还给了他一些钱。他第二次来家是空手的。后来，我和吕庆堂回老家时，听吕庆堂妹妹讲，黄延秋第二次回去后，又走出去九天，到各地去了。他的养母也不找他了。
黄延秋事件人证之三：李庆堂，当时邯郸市地委书记
黄延秋事件 真相大白
调查时间;1993年7月24日下午
地点：邯郸市东风剧院办公室
被调查人：原邯郸地区原地委书记李庆堂。男，65岁。
住址：邯郸地委家属院
李庆堂说：1977年底。我在地委工作时，接到肥乡县公安局、宣传部、武装部联合写的一个报告。报告内容当时我看过。与你们写的没有什么出人。当时作为一个阶级斗争的动向准备上报。后来一考虑与阶级斗争又无法联系上。也没有上报，原件可能还在原地委档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