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基督徒为避免指控请求被阉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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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这种新型的道德观念进行更广泛的应用，使它对信仰者的私人生活产生的效果更隐蔽，基督教教堂引导它经历了一个微妙的变化过程。在基督徒们当中，流行的道德观念的一个模糊的变异体促使人们加快寻找新的团结准则。这种准则旨在利用对上帝的关注感、对遭受上帝审判的恐惧感以及维护宗教社会团结的强烈义务感，更加深入地渗透到个人的灵魂当中。



要想弄清楚教堂中在道德理想方面发生变化的程度，我们只需考虑一下公元2-3世纪在基督教家庭中形成的婚姻结构和性纪律结构。得知公元2世纪末期基督教社会禁止性欲的做法，盖仑大吃一惊：“他们对死亡的蔑视对我们来说每天都显而易见，他们的同居生活也是同样。因为他们不仅包括了终生避免同居的男人，而且也包括了这样做的女人；他们还列举了一些人来证明：通过自律和自我控制，人们能够到达一个不亚于真正的哲人所能到达的高度。”
在表面上，基督徒们实践的是一种严格的、很容易被外人识别和称赞的性道德观念：少数人实行的绝对性克制；配偶间的性和谐（这种和谐已经开始渗入中坚分子们的公开行为，如果是出于十分不同的原因）；对再婚的强烈反对。这种表面被公开提供给了外界的人。由于缺乏犹太教中通过割礼和饮食规则提供的明确的仪式界限，基督徒们往往使他们异常的性纪律承受表达他们自身与异教社会的差异这种沉重的负担。尼采认为，基督教的辩护者们的辩词与后来羡慕牧师独身生活者的话很相似。他们提醒人们：“要相信一个在这个问题上例外的人也会在其他方面例外。”
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弄清楚，那些对表面看来仅仅是对一种固执的道德观念进行支撑的、被普通人羡慕不已的新内部结构。性纪律的普遍事实受到了基督教尤其关注的某种深层结构的支持。从圣保罗往前，已婚夫妇至少应该让他们自己的人记住反映这个宗派的诚实美德的类似物。即使这些很可能与圣灵的工作混淆在一起，在无差别的“圣人”中，夫妇之间和主仆之间的适当关系也在基督教家庭中通过明确的方式一再得以强调。这些关系渗透着某种含义：这样的忠诚和顺从以一种极其透明的方式展示了真正的诚实这种崇高理想。由于具备某个力图考验其凝聚意志的教派所特有的精神追求，基督教城市社会甚至放弃了犹太教男子和异教男子用以约束和满足他们妻子的正常手段。他们拒绝离婚，并且以反对的态度看待寡妇的再婚现象。他们给出的理由通常源自哲学家们的格言，一定会让古希腊传记作家和哲学家普鲁塔克感到高兴。这种反常的、由比较富裕的男女遵守的婚姻道德违背了对秩序的反常愿望：“一个与妻子离了婚的男子承认他甚至无法驾驭一个女子。”
婚姻道德尤其能够将这个教派的意志揭示给诚实的心灵。基督教社会已婚夫妇的通奸行为与性阴谋完全可以被当作“消极隐私地带”的特有症状。如果不是社会给上层社会男子提供了容忍的空间，使他们能够在相对自由的性放纵环境中消除其青春期冲动，年轻人可能很早——也许刚接近青春期——就结婚了，以便通过合法的婚姻生活来减轻性诱惑造成的破坏性紧张。女人——有时候会被期望——甚至男人也会受到早婚的约束，也会因为担心上帝的锐利目光射到了他们卧室的隐秘处而受到约束。通过避免再婚，基督教社会可以对自身保证不断会有易受攻击的寡妇和鳏夫能够将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为教堂服务中去。由于比显贵们较少接触与使用有效力量——行贿、作伪证、伪善、施暴、愤怒——联系在一起的紧张，这些安静的“中等状态的”公民们可以在较具家庭气氛的性自律环境中表示他们对秩序和凝聚力的关注。
男人和女人悠闲地出现在基督徒们的宗教聚会场合，让可敬的异教徒们感到十分不快。陌生人出于这个原因不愿与基督徒们说话。一个与盖仑同时代的基督徒实际上恳求亚历山大总督允许他本人被阉割，因为唯有通过这种方式，他才能使自己和他的教友们免受男女乱交的指控！从更低的层次上看，在一个急于避免与异教徒婚配的社会中，为年轻人安排婚姻，尤其是在为信奉基督教的女孩子安排婚姻方面的困难，决定了对待性控制问题应该比对待较安定的社会问题更加重要。这还意味着因而产生的道德观念对外界的人来说将更明显、对信仰者来说将更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