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一下 @司承帅 的一个说法,即“你后来才知道的震撼的概念有哪些?民国猪肉价格高于鸦片”。以及其引申说法,(民国时期)猪肉价格是粮食价格的266倍以上(三两猪肉可以换五十斤面粉)。
这个说法是十分离谱的。事实上猪肉价格一般是当地粮食价格的六、七倍,最多十几倍而已远远无法和鸦片相比。这涉及当代人一个常见的想象即——“过低的估算鸦片价格”。
毕竟民国时期鸦片远较今日泛滥。但虽然泛滥,但你让鸦片和猪肉比价格也实在是侮辱鸦片了。那玩意好歹是生物制品,和现在的化学制品完全是两个概念。
特别可爱的是@司承帅 还替我想象了一下,以为我是按生物书猜测的猪肉/粮食价格比。其实这和生物学没关系。这只是民国时期的常见猪肉价格罢了。
不说废话,先上各地地方志(附图及出处见后)。
我们先看看大城市的猪肉粮食比价。1937年、1947年广州市的猪肉价格大约是同重量面粉价格的2、3倍。
1944年12月汉族颇少的WLMQ市(迪化)猪肉价格是面粉价格的2.5倍。
1946年5月天津市猪肉价格是玉米面5倍,米面价格不到2倍。
1948年8月上海市猪肉价格是米价6倍。 这是大地方,也许大地方猪肉价格就是便宜,咱们再看看民国时期的小地方。1928年辽宁辽阳猪肉价格是玉米面价格的4-7倍。
1933年的山东济宁猪肉价格是小米、麦子的4倍。
1933年到1942年安徽芜湖猪肉价格基本徘徊在大米价格的5-7倍。
1937年1-6月,1947年12月广西桂林猪肉价格是大米价格的5-6.5倍。 也许小地方猪肉价格也便宜, @司承帅 的家乡是更为偏远的地方。1933年7月贵州黔东南三江镇猪肉价格是大米价格的3.5倍。
1935-1937年广西梧州猪肉价格是大米价格的4-5倍
1937年四川泸定(靠近甘孜藏族自治区)猪肉价格是大米价格的4倍。
1943年青海宁和县猪肉价格是小麦价格的6倍。
1930-1948年云南腾冲猪肉价格是大米价格的5-9倍。
解放前半年甘肃天水猪肉价格是面粉价格的4-5倍 这种图我可以贴上几百张因为猪肉的自然价格就是这样,粮价的6倍左右。从清朝以来就是如此,全国各地也差不了太多。
我本人根据40年代西北某地机关杀牲坊1943年度猪肉价格的计算结论也是一样。
在西北当地,猪肉价格也不过是同重量粮食价格的六倍左右。
所谓猪肉价格是粮价266倍的天价实在是闻所未闻。
不知道该答主家乡何处,何以和全国各地物价如此不同,猪肉价格扭曲几十倍之多。
除非当地有严格限制吃猪肉的政策,征收极其高昂的“猪肉税”。除了这种纯政策因素,实在无法解释 @司承帅 的家乡为什么和全国绝大多数地区有这么大的猪肉价格差距。
对此 @司承帅 的解释是因为农民没有余粮。
按照他的观点:农民没有余粮——农民不会有富裕的粮食养猪——因此猪肉价格贵到天上
这就很奇怪了,因为民国期间各地的实际猪肉价格就是粮价的6、7倍这种程度。这又不是猜测出来的数据,而是民国期间各地方的常见统计数据,想要多少有多少。
再举个话剧里的例子吧:王大婶:好孩子,你大春儿哥呀也称回二斤面来,二升米还换回一斤肉呢,我就是喊你们爷俩儿过去包饺子呢。
——话剧白毛女片段,1945年创作于延安 民国时期1石=10斗=100升,当时各地度量衡不一样,但2升基本是3到6斤的样子,故事中这就可以换1斤猪肉了。请问是不是民国期间鲁艺的作者们都不食人间烟火,不晓得价钱高低。非用超廉价的猪肉骗人。还美滋滋的拿到全国巡演,丢人现眼?
难道该答主家乡粮食的紧缺程度远超云南、贵州、青海、甘肃?
更无法和杨白劳所在的村子相提并论,以至于价格极度扭曲。
其实即便当地粮食极度紧缺,猪肉价格也不会和粮食拉开太大差距——因为二者可以互相转化。如果猪肉价格极度暴涨,粮食价格毫无变化。那么农民马上就会把粮食拿去喂猪,甚至划出养猪专用的大片“猪粮田”。来尽快催肥获取猪肉,赚取巨额利润,才不管什么口粮不口粮呢。
这在“烟田挤占农田“的故事中已经发生过N次了,土地永远让位于经济。哪怕其中存在高度的饥荒风险(如丁戊奇荒),农民也会疯狂的压缩耕地,转而去养猪(种植罂粟)赚大钱。毕竟您这价格都扭曲了几十倍了。养猪比贩毒还赚钱,那谁傻了不去养猪啊!
羊吃人才是这个世界真实发生的故事。当纺织效益大大高过种地,不管是谁,第一反应就是减少耕地给羊(猪、罂粟)让路。
但正因为猪肉价格本也不高,所以民国时期基本没有农户会给猪专门喂粮食,也就是打打猪草加上麦麸糊弄糊弄猪而已,临杀才喂一些粮食,也就和挤占口粮没多大关系了。这一现象甚至延续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直到那时很多地方依然有打猪草的习惯。我跟随着大人一起进山打猪草,桥沟的山上生长着野葛,葛叶可以剁碎搅拌麦麸喂猪。那时,家家户户喂猪,至少两头以上,一背篓外加一笼子葛叶,只够一头猪吃上三两天,于是,进桥沟打猪草就成了常态。——《桥沟》 知道猪肉和粮食的这个关系,我们再来说鸦片。
鸦片的价格应该是同重量粮食价格的多少倍才合理呢?
答案是100倍以上,否则完全没必要去种了。
这也是一个经济问题,比如根据我统计的西北某地鸦片产量来看,亩产6、7两鸦片的普通旱地,改种粮食亩产怎么也有40多斤。亩产鸦片20两的较好田地,改种庄稼后亩产150斤也轻轻松松。至于亩产鸦片几十两的水浇地,亩产3、400斤也很简单。这还没算上收割鸦片所需雇佣的人工,购买肥料的价格等等成本。也就是说同样的一块地,种罂粟后的鸦片的产量只有粮食产量的1/100,甚至1/150。
换句话说鸦片的单位重量价格如果不卖到粮食价格的100倍以上那完全是亏本的蠢买卖。
你老老实实用这地种点粮食不好么?
砍头的生意有人做,赔钱的生意没人做。
农民又不是傻瓜!
如果同一片地种鸦片的总收入还不如种粮食,农民就会第一时间放弃种植,都不用任何人动员。
如果同一片地种鸦片的总收入还不如种粮食,地方政府也会第一时间叫停这破烂玩意儿的种植,因为根本收不上来税。
再考虑到肥料和雇佣割烟的劳动力成本,同样重量的鸦片,其售价的价格底线也得是粮食价格的几百倍。再考虑到“政府税费(统销专卖)”这个最大的变量,鸦片的最终价格就更惊人了。
在当时的中国基本没什么日常用品能和鸦片的单价相提并论,更别提猪肉了。那都被甩出100多条大街了。
尤其进入40年代以后,国民政府出于形象考虑,实行比较严格的鸦片禁政。导致罂粟种植面积骤减,刺激鸦片价格进一步暴涨。
40年代一两鸦片在西北国统区的价格可以换取一石以上的(在当地为300斤/石)小米。也就是说同样重量的鸦片售价达到了同重量粮食价格的4800倍以上,厉害吧!或者一两鸦片换取10两银元,甚至更多。
请问@司承帅 家乡猪肉价格是几根金条一斤啊?
如此高昂的鸦片价格,意味着其中蕴含着极为巨大的利润空间。
这就是魔鬼的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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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为什么吃猪肉会被训斥呢,这是因为民国时期中国农民的确生存极为艰难啊。从填饱肚子的角度看,粮食实在是比肉类性价比高的多。所以农民肯定是能省则省。你没事吃肉干什么呢?
现在的老人看子女出门打车也会眉头一皱,搞不好还会斥责他们败家。因为为了到达到同样的目的,骑自行车、坐公交也可以啊!你没事打车干什么?不是败家是什么。
这是同样的道理。
PS:该作者又表示余粮都流向县城,因此猪肉价格就这么便宜,农村没人买的起猪肉价格依然高到天上(说实话我不懂这是什么逻辑)。
按照这个逻辑我想到了一个超级套利方法,把城里的几十斤猪肉(6倍粮价)熏制成腊肉,肉干(26倍粮价),然后返销回农村市场,在集上仅按266倍粮价销售,利润十倍岂不美哉?不说了,我去做猪肉干了。
附:
PS:原答主在原贴回复中表示家住皖北,那就更容易核对了。
皖北好几个县从几百年前直到解放初期都归徐州地区管辖。
我们看民国时期徐州地区物价(可参看文末附图):
1935年在徐州地区水灾期间物价暴涨4倍(以银元计价),但依然是1斤猪肉(0.2银元/斤)换4斤麦子(0.05银元/斤),这个比价直到解放后7、80年代依然如此。
1944年底界首(安徽北部)一斤猪肉值3、4斤粮食
1948年6月徐州猪肉/面粉比价为1:2左右。
在1961年那种环境下,砀山县粮食价格涨到4元一斤(当时普通工人月薪30元),猪肉价格也是8元一斤。
那么问题来了,周边各地物价和全国是差不多的,即便在大饥荒年代,在农民没有“余粮”的时候猪肉价格依然不高。那么为什么偏偏 @司承帅 所在的村子肉价就如此个性,一骑绝尘呢?
——出处《民国广东商业史》P305
——出处《中国近现代史简明教程》P191
——出处《济宁历史纪年》P199
——《民和县志》P338
——《湖南农业志 第二分册 征求意见稿》P340
——《广西通志 物价志》P14
——《天水文史资料 第7辑》1949年物价P140
——《辽阳地方志》
——《天津历史的转折》P269
——《新疆通志 综合经济志 第二十九卷》P237
——《三江镇志》 锦屏县三江镇人民政府编P307
——《广西通志 统计志 》P204
—— 《泸定文史资料选辑 第4辑》P86
—— 《腾冲县志》P148
——《铜山文史资料 第6辑》P72-73
—— 《徐州文史资料 第18辑》P109
——《砀山县志》P219
——《安徽文史集萃丛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