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起源

伤我心太深 · 发表于 2014-12-24 16:24:33

文/选自/飞碟探索

我们从哪里站起来？

　　人类学家曾经被智人的诸多特性迷惑了好长一段时间，这些特性包括手工技巧以及道德判断的能力等。但是，近年来人类学最显著的改变之一，便是认识到除去上述那些特性外，我们人类和非洲无尾猿的关系其实非常亲近。这一充满智慧的重大观念革新，究竟是怎么来的？
　　在这里，我将要讨论达尔文对人类始祖特征的看法曾如何影响人类学家超过1世纪之久，以及直到晚近才有某些研究发现了人类和非洲无尾猿的密切演化关联，并促使我们接受另一个有关人类在自然界地位的观点。
人类起源471 / 作者:伤我心太深 / 帖子ID:18996

　　达尔文的远见

　　1859年，达尔文在《物种起源》这本著作内小心翼翼地避免推演有关人类演化的问题。在后来的版本里，他还加了一行极为谨慎的字句：
　　“关于人类以及人类史的起源，终将真相大白。”在接下来的另一本书《人类传衍》中，他阐释了上面那行短句。虽然达尔文所讨论的话题在当时仍然非常敏感，但他依旧很成功地替人类学理论竖立了两大支柱。第一根支柱是有关人类源起的地点（起初很少人相信他，但这一点他没弄错），第二根支柱则与人类演化的模式或形式有关。直到最近，达尔文对人类演化模式的看法仍主宰着人类学界，不过。这个观点最后被证明是错误的！

　　达尔文曾说过，人类的摇篮是非洲。他所持的理由很简单：在世界上所有的大面积区域中，现存的哺乳动物总是与同个地区演化出来的动物关系最密切。也就是说，既然与大猩猩及黑猩猩关系密切的无尾猿（现已灭绝）从前很可能住在非洲，而黑猩猩、大猩猩又是现今与人类关系最近的盟友，那么非洲大陆比任何地方都更可能是我们老祖宗的居住地。
　　我们必须牢记一点：当达尔文写下这些话的时候，远古人类的化石全都尚未出土，因此他的结论完全建筑在理论上。在达尔文时代，唯一广为人知的人类化石仅有自欧洲出土的尼安德特人，而他们在整个人类生涯中所代表的其实是非常晚近的时期。

　　人类学家非常憎恶达尔文的这个说法，因为热带非洲一直被烙上殖民地的耻辱，他们认为这块黑暗大陆并不适合作为“高贵生物”智人的发源地。当20世纪初人类化石陆续自欧洲、亚洲出土时，“人类起源于非洲”的想法就更被大家瞧不起了，这样的态度一直占了几十年的优势。1931年，当我父亲告诉他在剑桥大学的指导老师打算前往东非去寻找人类的发源地时，马上受到极大的压力，指导老师要他把注意力改为集中在亚洲。父亲的信念部分来自达尔文的论调，另一部分无疑是来自“他从小生长于肯尼亚”的事实。他不理会剑桥学者的劝告，断断续续设法证明东非是人类早期演化史上的关键区域。当时人类学家情绪化地坚决“反非洲”，今天在我们看来似乎很奇怪，他们就那样拱手将非洲大陆大把的人类早期化石，让给20世纪下半叶的我们去挖掘。这个事件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提醒我们：科学家被感性支配的机会，并不少于理性。

　　粉饰祖先的剧本

　　达尔文在《人类传衍》中所下的第二个主要结论是，人类诸多的重要特点，例如双足行走、拥有技术以及脑容量变大等，都是环环相扣演化而成的。他写道：
　　“如果说把双手、双臂腾出来靠两腿坚定站立，对人类比较有利的话，那么，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能阻止人类的老祖宗，不让他们愈站愈直以便得到更多好处。只要人类的双手、双臂仍旧得用来支撑身体，或是依旧特别适合用来爬树，它们就几乎不可能展现制造武器、准确投掷石块或长矛的完美能力。”
　　在这儿，达尔文认为，我们之所以会演化出这种不寻常的运动方式，与制造石头武器直接相关。他更进一步将这些演化上的改变与人类犬齿的起源联系在一起：和猿类利刃般的犬齿相比，人类犬齿通常小得多。“人类早期的祖先可能也生有大犬齿，”他在《人类传衍》一书中写道：“但是当他们渐渐习惯使用石块、棍棒或其他武器来抵抗敌人或对手后，使用牙齿和下颚的机会便愈来愈少了。在这种情况下，颚骨和牙齿的体积自然就愈变愈小。”

　　达尔文指出，像这样懂得运用武器的双足步行动物会发展出更紧密的社会关系，而这种关系需要更高的智慧。然后，当我们的祖先变得更聪明时，在工艺和社会方面的智慧也将更高，这样反复循环的结果是，智慧的需求愈来愈高。因此，所有的特征皆如此这般，环环相扣。这套“连锁演化说”称得上是一本非常清楚明白的人类起源剧本，而且也成为人类学的发展中心。
　　根据这套剧本，人类远祖不只是双脚并用的猿猴，他们已具有某些被我们称许的智人特质。这个美化的人类远祖形象如此有力，而且听起来也蛮像一回事的，因此，人类学家便围绕着它编出许多颇具说服力的假说，这种状况一直延续了好久。但是，这套剧本实在太不科学了：如果人类与猿猴的差异演化既古老又突兀，那么，必然有一大段距离绵亘在人类与自然界其他生物之间。但是，对于那些坚信“智人是一种本质独特的生物”的人，上述观点则颇令人欣慰。

　　科学大师也迷信

　　在达尔文时代，这样的信念在科学家社群中十分平常，即使到了20世纪也一样。举例来说，19世纪的英国博物学家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1823—1913）——他曾经独立发展出与达尔文学说相仿的天择理论——就大力阻止人们将天择理论套用在我们最赞许的人性项目上。他认为，人类实在太聪敏、太精巧及太有智慧了，不可能是天择的产物。他解释道，原始的采食猎者不具有任何生物需求去发展上述特性，因此人类也不可能由天择压力而兴起。他认为，必定是某种超自然力的介入，才使人类变得如此特别。华莱士对天择的力量如此缺乏信念，令达尔文很烦恼。

　　苏格兰古生物学家罗伯特·布伦（1866--1951）也发表过有关“人类与众不同”的强烈观点。他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率先在南非进行的研究，有助于巩固“非洲是人类摇篮”的说法。布伦相信，智人是演化的最终产物，而自然界其余众生皆是备用于人类的。就像华莱士一样，布伦转而认为自然力是人类的起源。
　　像华莱士和布伦这类科学家，一直在两股矛盾的力量中挣扎，一边是理性，一边则是感性。他们接受“智人经由演化过程，源于自然界”的事实，但同时又因为相信“人性具有基。本性灵以及卓越本质”，而建构出一套让人类保有独特性的演化理论。达尔文于1871年形容人类起源时所提出的整套演化理论，恰好提供给他们理想的说辞。虽然达尔文并未扯上超自然力，但是在他的演化剧本中，却把人类描述为打从一开始就和猿猴大不相同的动物。　　直到20世纪80年代，达尔文的说法仍十分具有影响力，而且，它也必须为一个有关“人类最初于何时出现”的主要争论负责。接下来，我将简短描述这个事件的始末，因为它能充分说明达尔文“连锁演化说”的魅力有多大，同时，它也是该假说统治人类学思想的终点。

　　让老祖宗早点出生吧

　　1961年，耶鲁大学的埃尔温·西蒙斯发表了一篇划时代的科学论文。宣称一种名叫拉玛猿的娇小猿类是已知最早的原始人。而当时已出土的拉玛猿化石仅有部分上颌骨，那是耶鲁大学研究员G.E.路易斯于1932年在印度找到的。西蒙斯发现该化石的颊齿（前臼齿以及臼齿）与人类的有点相像，因为它们比较平，不似猿类般尖利，而且，他观察到那个化石的犬齿短且钝。此外，西蒙斯还断言，如果把这块残破不全的上颌骨重组起来，它将显示出人类上颌骨般的形状（也就是所谓的弧形，轻微向后方延展）。而非猿猴类的U字形。
　　这时，来自英国剑桥大学的人类学家大卫·皮尔宾，前往耶鲁大学加入西蒙斯的阵营，两人有志一同，说这块拉玛猿颌骨上拥有多少多少与人类相似的解剖特征。然而，他们逾越了解剖学的范围，仅根据颌骨碎片的强度，便推测拉玛猿是以两脚直立行走、狩猎为生，并且居住在相当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他们所持的理由和达尔文一样：只要出现一项传说中的“人类特质”（例如牙齿形状），那么就代表其他几项特质也同时存在。于是，这种被认为最早的人类竟然成为一种富有文化的动物，换句话说，现代人的原始版本比起缺乏文化的猿猴要高明多了。
　　那块拉玛猿化石所来自的沉积层非常古老，就如同日后陆续被挖出同属物种的亚洲、非洲地层一般。因此，西蒙斯和皮尔宾下了个结论：最早的人类起码始于1500万年前，搞不好也可能是3000万年前，而大部分人类学家都接受了这个观点。此外，

　　“人类’起源非常早”的信念还能拉大人类与其他动物的距离，而这点又是许多人所乐见的。

　　你们说人和猿猴是近亲？

　　20世纪60年代晚期，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两位生化学家艾伦·威尔森及文森特·萨里奇，对于人类何时起源这个问题下了不同的结论。不像其他学者从研究化石着手，他们比对活人和非洲猿猴的血蛋白结构，目的在于找出人类和猿猴蛋白质结构的差异程度（这项差异会与时俱增，可视为突变的结果）。人类与猿猴演化分离的时间愈久，累积的突变总数便愈大。于是，借由计算突变率，威尔森和萨里奇便能把它们的血蛋白数据当做分子时钟来使用。

　　根据这座“时钟”，最早的人类只不过起源于500万年前，这项发现和长久盛行的人类学理论的数据，差距实在够离谱。威尔森和萨里奇的数据还指出，人类、黑猩猩及大猩猩两两之间的血蛋白差异全都一样大。换句话说，距今约500万年前，某类演化事件促使共同祖先同时奔往三个不同的演化方向。如此一分，不仅演化出现代人类，同时还演化出现代黑猩猩以及现代大猩猩。而这一点，也和当时大部分人类学家的信念相反。依照一般常识，黑猩猩和大猩猩彼此确为血缘最近的亲戚，但是它们和人类的距离可远得很。如果这项分子数据的解释正确无误，那么人类学家势必就得接受“人类和猿猴间的生物血缘关系，远较大部分人所想的近得多”的观点。

　　一场激辩于焉展开，人类学家和生物学家互相以最强烈的字眼批评对方的专业技术。威尔森和萨里奇的说法被批评得体无完肤，对许多人而言，他俩所提出的分子时钟太不可思议了，因此，实在不足以作为判断古代演化时间的正确依据。反观威尔森和萨里奇，他们则抱怨“人类学家根据那丁点残破的解剖特征做出了太多太重的推论，因此才会导致不实的结论”。
　　当时，我也站在人类学家这一边，相信威尔森和萨里奇弄错了。这场激辩延续了10余年，但在这段期间，愈来愈多的分子证据陆续出现——由威尔森、萨里奇或其他不相干的研究员提出。大量涌现的新数据都支持威尔森和萨里奇原先的论点。这些分量可观的证据开始动摇人类学家的主张，只不过速度非常缓慢。最后，到了20世纪80年代早期，类似拉玛猿但更完整的化石再度出土，部分是皮尔宾小组在巴基斯坦找到的，另外，伦敦自然史博物馆的皮特·安德鲁斯也率队于土耳其找到类似的化石。这些新出土的化石终于把整个事件给解决了。

　　不能迷信达尔文

　　最早的拉玛猿化石确实在某些方面颇像人类，但是仍不能算是人类。事实上，根据片片段段的证据来推测演化关联是一件极其困难的工作，其困难程度远超一般人所能想象，而且到处都是陷阱，只要一个不留神，你就会栽进去。

　　西蒙斯和皮尔宾就曾落入其中一个陷阱：解剖上相似并不必然代表演化相关。来自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更完整的化石标本显示，想象中的人类特征只是表象。拉玛猿的颌骨为V字形，并非弧形，而且种种特征显示，它其实只是一种原始猿猴（现代猿猴的颌骨为U字形）。此外，拉玛猿和它后来的亲戚红毛猩猩一样，都是生活在树上的，并非两足猿类，更不可能过着原始的采食狩猎生活。坚持“拉玛猿与人类相似”的人类学家虽然顽抗到底，终究还是被新证据说服，承认他们错了，威尔森和萨里奇才是正确的：最早的两足步行猿类，即人科动物的奠基者，其实很晚才演化出来，绝不是源自古早以前。

　　虽然威尔森和萨里奇在那篇最早的论文中曾提出人类演化始于500万年前这个数据，但是近期的分子证据则颇为一致地将日期又往前推了些，很接近700万年前。至于那篇论文所提及的人类与非洲猿猴的亲密生物关系，则完全没有站不住脚的迹象。若说有何变动，那也只可能是这重关系比他们原先猜想的更为亲密。虽然部分遗传学家相信，分子数据仍然暗示人类、大猩猩与黑猩猩之间是三向均等的演化，但其他人却持有不同看法。持不同看法的人认为，人类和黑猩猩可列为最近的亲戚，但和大猩猩的演化距离则较远。
　　可以说拉玛猿事件从两方面改变了人类学家。首先，它证明“仅根据解剖上的共同特征，便推论必然具有演化上的关联，是非常危险的假设”：第二，不该盲目抱守达尔文“套装理论”
　　（如果出现一项人类特征，所有人类特征想必也会出现）。西蒙斯和皮尔宾之所以会把整套人类生活方式都归到拉玛猿的身上，主要也只是基于犬齿的形状而已。随着拉玛猿人形地位逐渐崩毁，产生了一个结果：人类学家对于达尔文的整套演化理论，开始愈来愈不确定了。

　　
　　言论

　　《物种起源》全称《论借助自然选择（即在生存斗争中保存优良族）的方法的物种起源》，是达尔文论述生物演化的重要著作，出版于1859年。该书是19世纪最具争议的著作之一，其中的观点大多数为当今的科学界普遍接受。在该书中，达尔文首次提出了演化论的观点。他使用自己在19世纪30年代环球科学考察中积累的资料，试图证明物种的演化是通过自然选择（天择）和人择的方式实现的。

　　达尔文的演化论在当时引起了广泛争议，被基督教会视为异端邪说。西方社会也对达尔文冷嘲热讽。在当时，人们普遍接受创造论，相信上帝创造世界，并一次就创造出所有的生物，同时上帝也赋予每种生物各自的角色。根据天主教当时的教义，人类是上帝依据自己形象创造的最独特、最完美的杰作。达尔文的理论不仅使得上帝创造万物的说法被推翻。人类也被形容为千百年来残酷的生存竞争所形成的产物，还指出人与其他哺乳动物有着共同祖先，这根本就是亵渎上帝及基督教教义，对当时保守的社会是相当大的震撼。
　　而且，达尔文的理论在当时也并非完美无缺。当时尚未了解任何遗传机制，无法解释个体间的偶然差异是如何产生的。直到后来与奥地利遗传学家孟德尔的遗传定律相结合，才形成现在广为大众所接受的现代综合理论。

在讨论人类演化过程之前，其实我们应当先简短地回顾一下在过去这段期间，有哪些假说被用来解释人类最初的起源。有趣的是，通常每一个广为流行的新假说都能反映出当时的社会气候。例如，达尔文认为精制石头武器对于创造整套技术、双足步行以及扩增脑容量的演化史非常重要。这个假说显然反映出当时流行的想法：生命是一场战斗，唯有靠进取心和努力才能赢得进步。这套维多利亚时代的思潮不仅充溢在科学界，并且摆弄着演化途径——当然也包括人类演化在内。

　　到了20世纪初，英國國王爱德华式乐观思想全盛之时，“大脑以及其中的高层次思维”被认为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主因。这股风行全球的社会思潮在人类学界造成的影响是：最初推动人类演化的因素并非两足步行。而是扩增的脑。进入20世纪40年代后，全世界都被笼罩在科技的神奇魔力下，于是，伦敦自然史博物馆的肯尼思·欧克利提出的“人类，器具制造者”的说法又大大盛行起来。接着，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影来袭时，有人开始强调一项人与猿的邪恶差异，即所谓的同类自相残杀的暴力。这时，澳洲解剖学家雷蒙德·达特（1893—1988）率先提出的“人类，杀戮猿”的说法广为接纳，也许是因为它替战争的恐怖现象找到了某种解释（或借日）。

　　20世纪60年代末，人类学家转而相信“采食狩猎的生活方式是人类起源的关键”。许多调查小组开始研究生产技术仍十分原始的现代族群，特别是到非洲研究昆申人。在那儿，出现了一个新形象：人们乐天知命，在探索自然的同时也尊重自然。这种场景非常符合当时流行的环境主义，而人类学家对昆申族人狩猎加采食的混合经济体制更是印象深刻，尤其是狩猎。1966年，一场名为“人类，狩猎者”的人类学大会于芝加哥大学召开，会议宗旨很简单：狩猎使得人类所以能够成为人类。
　　在大多数技术落后的社会中，狩猎通常是男性的职责。因此，自从20世纪70年代女性自我意识高涨后，上述以男性为中心的人类起源说开始受到质疑并不令人意外。替代的理论是“女性，采食者”，主张“所有原始人种的社会，都是以女性与子孙间的强固联结为核心”，而且由于女性的进取心、发明技术并采集食物（主要指植物）供所有族人分享，因此才形成了复杂的人类社会。

　　石器可以作证

　　虽然这些假说对于人类演化的主要原动力为何各有不同见解，但却有一个共通点：它们全都认为达尔文提出的’那整套人类优秀特质，打从人类演化之初就都齐备了，人类老祖先仍被设想为多少具有两足行走能力、手工技术，并且拥有较大的脑容量。于是，人类祖先便以一种富有文化的生物形象（这点显然和其他动物不同）傲然登上演化舞台。直到最近几年，我们才知道情况并非如此。

　　事实上，我们是从考古学记录中找到达尔文假说不正确的具体证物。如果达尔文的套装理论属实，那么我们应该可以在考古或化石证物中，同时看到人类两足行走、技术能力以及脑容积增大的迹象才对，但是我们没有。其实，只需要一项史前证物便足以说明该假说是错的：石器记录。

　　石器不容易被损毁，这点和骨头大不相同，从骨头变成化石是很不容易的。现今发现的大部分史前遗物都是石器，而且它们本身便是人类技术由简到繁的证明。
　　已知最早的这类器具（由被削过的鹅卵石制成的粗糙薄片、挖土器及斧头等）出现在约250万年前。假使分子证据正确的话，最早的人类应该是始于700万年前，那么，从咱们的老祖先变成两足行走后，到他们开始制造石器之间，几乎隔了500万年之久。无论是哪一股演化力量造就了直立猿类，它绝对和“制造并使用石器的能力”无关。不过，有许多人类学家相信，人类在250万年前的技术进步确实和脑容量开始扩增有关。

　　当人类学家认识到“脑容量扩增”及“发展技术”均与人类起源时期不符之后，就不得不重新思考研究途径。结果，最新的假说多半以生物学词汇而非文化用语来构成。我个人认为这项进展在专业上十分健康。我这样说，并不是因为从此可以用已知的生态或其他动物的行为来比较这类想法，我的意思是，这样做（指使用生物学词汇）之后就不必再否认智人确实拥有众多特殊才智。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借由严格的生物学原理，解开这些才智的出现之谜。

　　了解这层道理后，负责探讨人类起源的人类学家，重新将目标对准在“双足步行的源起”上面。即使目标被剥离到只剩下这一个单独项目，其中的演化变迁依旧不可等闲视之。就像美國肯特大学的解剖学家欧文·洛夫乔伊所说的：“朝向双足行走演化，是我们在演化生物学中所能看见的最惊人的解剖变化。”1988年，他在一篇很受欢迎的文章中这么写道：“骨骼、肌肉位置以及四肢的运动，都产生了重大变化。”只要瞥一眼人类和黑猩猩的骨盘，就足以确定这项观察：人类骨盘宽而短、呈箱形，但黑猩猩的骨盘窄而长。此外，二者的四肢和躯干也有诸多差异。
　　“演进为两脚步行”不仅是重大的生物转型，也是一项重大的环境适应。演化出两脚步行的运动方式，在适应环境方面成效实在太显著了，因此。称所有两脚行走的猿类为人类实在并不为过。这倒不是说第一种以两脚行走的猿类也具有相当程度的技术及智能，或是任何与人类文化贡献相仿的事物。我的重点在于，两脚步行富含了相当可观的演化潜能：双手因此得以自由，终于发展出巧妙的手法，而这一点的重要程度是我们这一行应该了解的。那些人类虽然和我们并不相像，但是若不曾演化为两脚行走，他们永远不可能变成我们今天这副模样。

　　东边的故事

　　究竟是哪一股演化力量促使非洲猿改用如此奇异的运动方式？人类起源在一般人心目中的影像多半如下：一种猿猴般的动物走出树林，昂首跨向辽阔的非洲大草原。无疑，这幕真是够戏剧性了，但却完全不正确，因为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的研究员在分析过东非多处地点的土壤成分后证实了这一点。现存的非洲大草原及草原上随处迁移的兽群，都是相当晚近才出现的，并不会早于300万年前，比起最早演化的人类要晚了许久。

　　如果我们在心中将时空倒回至1500万年前的非洲，我们将会看到一大片森林由西延伸到东，这儿是各种灵长类动物的故乡，包括许多种猿类及猴子。和现在的情况相反，当时猿类的数目远远超过猴类。然而，非洲的地壳力量一直很活跃，终于在接下来的数百万年间，改变了它的地形和土地上的“居民”。

　　地壳自非洲大陆的东部下方撕裂开来，裂缝呈一条直线，从红海沿着现今的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坦桑尼亚，直到莫桑比克。结果，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的地表冒出泡泡状结构，形成标高超过2700米的高原。这些个大圆顶不仅改变了非洲大陆的地形，同时也改变了当地的气候。圆顶群破坏了之前由西往东的和谐气流，使东边的土地陷入大量雨水冲刷，剥夺了森林的营养来源。原本大片的树林开始变得断断续续，成为拼拼凑凑的森林、树林及灌木林。不过那时依然难以见到开阔的草原。

　　大约1200万年前，一股持续不停的地壳力量进一步巨幅改动了非洲环境，造成一道由北往南、既长且深的峡谷，称为“大裂谷”。这道大裂谷的存在具有两大生物学功能：一是它对动物族群形成一道划分东西、难以克服的天然屏障；二是它促使非洲发展出多样化的生态环境。

　　法國人类学家伊夫斯·科本斯相信，这道屏障正是人类和猿类分开演化的决定性因素。“迫于当时的情况，人类和猿类的共同祖先发现自己被分隔开了，住在西边的子孙们继续适应原本潮湿的树上生活，它们就是猿类；来自同样祖先但居住在东边的子孙们却恰恰相反，为了适应开阔环境里的新生活。它们创出了一幕真正的杰作——摇身变为人类。”科本斯称这出演化剧为“东边的故事”。

　　这道谷地拥有凉爽、长满森林的高原，也拥有陡峭斜坡直通往3000米下炎热、干燥的低地。生物学家发现，这种能提供不同栖息地的多样环境，可以促进演化翻新。曾经分布得又广又久的物种会突然被隔离，陷入新的天择压力中。这正是演化变迁的秘方。如果适当的生存环境消失，这类变迁有时也会导致物种灭绝。
　　很明显，大部分非洲猿类的下场正是如此，今天还存在的非洲猿只剩下大猩猩、一般黑猩猩及倭黑猩猩。然而，就在大部分猿类因环境变迁而受苦受难之际，其中的一种猿类却因为发展出新的适应方式而得以存活，并进而兴旺起来。这就是第一种以双足行走的猿类。显然，“用两脚步行”在新环境中取得了重大的生存利益，人类学家的任务就是去探索这些利益究竟是什么。

对于两足步行在人类演化史上的重要性，人类学家倾向于持两种观点：有一群学者强调腾出前肢是为了方便提取物品；另一派学者则强调双足行走是能源效益较高的运动方式，在他们看来，提取物品只是顺便得来的副产品而已。

　　上述第一种假说是由洛夫乔伊提出的，并且还以重要文章的姿态出现在1981年的《科学》杂志上。他指出，两足步行是一种缺乏效率的运动方式，因此，这项演化必定是冲着“方便携带物品”而来。但是，
　　“携带物品的能力”为何会使直立猿类占尽其他猿类的上风呢？
　　追根究底，演化成功靠的是繁衍众多能生存的子孙，因此，洛夫乔伊认为，答案在于“这项新能力使得公猿可以经由为母猿觅食，而增加母猿的生育力”。他指出，猿类繁殖很慢，大约4年才会产下一个后代。反观人类，如果雌性得到更多的能量，也就是更多的食物供应，她们可能会成功地繁衍更多子女。如果雄性能帮忙提供给雌性更多能源，为她和小宝宝搜集食物，那么她将能够大大提高生育产能。
　　公猿的这一行为还造成另一个超乎生物学的结果，这已属社会学的领域。按照达尔文的学说，除非公猿确定母猿肚中的小孩是自己的后代，否则向它进贡食物对自己并没有好处。据此，洛夫乔伊认为，最早的人类应为一夫一妻制，以组织核心家庭为提高生育率的方法，这一制度使它们终于超越其他猿类。洛夫乔伊还提出大量生物学的例证来支持自己的论调。例如，大部分雄性灵长类都会为了争取更多的雌性配偶而彼此争斗不休，由于它们经常打斗，因此长有大大的犬齿作为战斗武器。反观实行一夫一妻制的长臂猿，很少会打来打去，因为它们没有打斗的理由，所以公长臂猿的犬齿很小。原始人嘴里的小犬齿，可能就意味着他们和长臂猿一样，是一夫一妻制。此外供应食物所造成的社会、经济约束，也促使人类老祖宗的脑容量扩增。
　　洛夫乔伊的假说很有力，因为它以生物学而非文化为基础，受到广泛的注目和支持。然而，这一观点其实很薄弱。举例来说，一夫一妻制在初具技术规模的原始部落中并非常见的社会制度，只有大约20%的原始社会是一夫一妻制。于是，这个学说被人批评为“似乎在描绘西方社会，而非采食狩猎社会”。第二个可能更严重漏洞是，已知原始男人的体形有女人的2倍大。像这样大的体形差异（学术上称为“同种二形”）在所有被研究过的灵长类动物中，都伴随着一夫多妻制，也就是雄性争夺众多雌性配偶，即同种二形从未出现在一夫一妻的动物身上。对我而言，单是这项事实就足够击垮一套充满希望的合理说辞。接下来，势必得在一夫一妻制以外，为原始人的小犬齿寻找一个合理解释。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在咀嚼食物的过程中，“磨碎”这个动作比“撕裂”来得重要，而巨大的犬齿并不适用于“磨碎”。如今，洛夫乔伊的假说受到人们支持的程度已经大不如10年前了。

　　两足行走较有效率

　　有关人类两足行走的第二种观点则比较有说服力，部分原因在于它很单纯。这个假说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戴维斯分校的人类学家皮特·罗德曼以及亨利·麦克亨利提出的，他们主张：由于两足步行是效率更高的运动方式，因此在变动的环境中颇为有利。因为当森林面积减少时，林居地的食物来源（例如果树）对一般猿类而言就显得太过分散，不易取得。根据这个假说，最早的两足步行猿之所以演化为人类，只在于它们的运动方式。它们的双手、颌骨及牙齿必定仍维持猿类的风貌，因为它们的饮食习惯并未改变，改的只是取得食物的方式。

　　许多生物学家一开始都不大能接受上述说法。早些年，哈佛大学的研究员才指出，两足步行的效率比不上四肢并用。（任何曾饲养过猫或狗的人，大概都能了解这种说法。说起来真难为情，因为猫狗跑起来都比主人快得多。）哈佛研究小组曾比较过“人类的两足行进”与“犬、马的四肢并用”之间能源效率的高低。但是，罗德曼及麦克亨利指出，正确的比较应该在人类与黑猩猩之间。在做过这个模拟比较后，结果确实是“人类的双足行走”胜过“黑猩猩的四肢并用”。于是，他们得出结论，“能源效率论”（天择压力对两足步行有利）应该是蛮合理的。
　　关于促使人类演化成两足动物的因素，还有许多种不同的推论，例如“必须越过高草丛往远看，以便监视猎食者”，或是“白天搜寻食物时，需要更有效率的散热方式”等。其中，我认为还是罗德曼及麦克亨利的说法最强有力，因为它完全是以生物学为基础的，而且也符合人类演化之初的生态环境变迁。

　　如果他们的假说正确，那么便意味着当我们找到最初人类的化石时，若以我们现有的骨骼为标准，恐怕认不出它们。因为，要是找到的化石为骨盘或下肢部分，那么将不难看出它们是两足步行的，因此我们也将能明确称之为“人类”；但是，若我们找到的是头骨、颌骨或散落的牙齿，那它们很可能看起来就跟猿类一模一样，我们又如何认得出它们是属于两足步行猿或是四肢并用的一般猿？这是一项非常刺激的挑战。

　　还有700万年的路要走

　　如果我们能够拜访700万年前的非洲，观察最初人类的行为，我们所见到的生活方式对于专门研究猴子、猩猩行为的灵长类动物学家来说，其熟悉程度可能会超过专攻人类行为的人类学家。

　　最早的人类可能并不像现代采食狩猎者一般集合许多家庭成为一支游牧队伍，而是采用类似草原狒狒的生活方式，约30人集成小群，占据一片可观的领土，一道搜寻粮食，一道返回夜宿地点（像是崖壁边或树丛里）。群落中的大部分成员皆为成熟的雌性及她们的小孩，成熟的雄性只有少数几名。雄性总是伺机与雌性交配，权力愈大的雄性，交配的机会也愈多。尚未成年或位阶较低的雄性则大多生活在队伍边缘，通常得独力觅食。像这种群落中的个体，除了像人一样用两脚走路之外，各方面表现都更接近非洲大草原上的灵长类。等在他们面前的，是长达700万年的演化史——一种非常复杂而且无法预测的演化方式。因为天择都是为了因应当前环境而产生的，并没有什么长远的目标。
　　虽然智人终于以“原始人类后代”的身份演化出来了，但是在过程中。并没有哪个事件是非发生不可的。
　　

　　人属这个用来称呼人类所属的生物属名，是拉丁文称呼“人类”的字词。最初是由卡尔·林奈选来用在他的分类系统中。卡尔·林奈及当时的其他科学家也认为。大猿是人类最亲密的近亲，这是基于形态学和解剖上的相似之际处。人类与早期类人猿在谱系上具有联结的这种可能性，直到1859年查尔斯·达尔文出版《物种起源》之后，才变得更清楚。
　　最早关于人类演化本质的争辩，出现在汤玛斯·亨利·赫胥黎和理查·欧文之间。赫胥黎认为人类从类人猿演化而来，他列举了人类和类人猿之间的许多相似性与相异性，特别是在他1863年的书《有关人类在自然界定位的证据》中。然而，许多迭尔文的早期支持者，如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和查理斯·莱尔并不同意人类心智能力和道德情感的起源可借由自然选择得到解释。达尔文于1871年发表《人类传衍》一书时，将演化理论与性选择运用于人类本身。

　　类人猿分类学（人类及其近亲的分类）自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已有很大的变化。例如，纤细种南方猿人曾被认为是现代人所属的人属祖先。南方猿人与智人都是动物分类学上人族的一部分。20世纪70年代所搜集的资料显示，南方猿人是个多样化的群体，南方猿人非洲种未必是现代人类的直接祖先。原先将南方猿人分类为“纤细种”与“粗壮种”，现在的重新分类将粗壮种放进单独的属：傍人。分类学家将人类、南方猿人及相关物种，以及其他类人猿放在同一个科，称为人科。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DNA测序的进展，特别是对粒线体DNA以及稍后的Y染色体DNA的研究，增进了对人类起源的认识。来自世界各地广大原住民群体的粒线体DNA与Y染色体DNA样本排序结果，显示了关于男性与女性基因遗传的远祖信息。基因树状图差异的校准，支持了现代人类晚近非洲起源说。分析呈现了在非洲各地具有最大的DNA模式多样性，这显示非洲是粒线体DNA与Y染色体DNA的祖居地。

生活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动物学家和今日的学者一样，都很想了解何种动物的血缘与智人最接近。达尔文在他的名著《人类传衍》一书中曾提出一个假说，认为人类与有毛猿类的共同祖先可能来自非洲，科学家也一致认为黑猩猩与大猩猩的血缘在所有动物中与人类最接近。一般人在直觉上都赞同这种看法，也觉得没有必要做任何进一步的研究。

　　人类、黑猩猩及大猩猩似乎有着共同的祖先，但是在演化的历史上，这位祖先始终是科学家口中所谓的“失落的环节”，至今仍令人难以捉摸。“它”的长相究竟如何？对柯瑞奇来说，人类的祖先一定非常聪明，同时可以直立行走，当然在血缘上也比现今的黑猩猩更接近人类。柯瑞奇对黑猩猩的研究报告于1933年发表，他认为倭黑猩猩在生物分类上独树一帜，有可能比较接近黑猩猩与人类的共同祖先。于是，“失落的环节”似乎已经出现，而且还是活的呢！

　　依照常理判断，柯瑞奇的研究结果不仅应该在科学界引起骚动，同时也必然会吸引世人的目光。长久以来，任何有关人类祖先的新发现都会引起正反两面激烈的评论，但柯瑞奇的假说却是个例外。他的研究结果虽然发表在《科学》杂志上，许多人也都知道这件事，但不久之后一切的讨论便无疾而终，甚至长达半世纪都无人提及。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人类与倭黑猩猩之间的关系才再度成为科学界的头条新闻，这是因为当时科学界正在以全新的方式来探索人类演化之谜。以前科学家的研究方式都是分析现存动物的外形或绝种动物的化石骨骼，也就是以形态学为基础来找寻人类与灵长类动物之间的关系。不过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新一代的学者纷纷从现存动物组织的构成分子着手，寻找人类的真正起源。

　　解开谜题的钥匙

人类起源179 / 作者:伤我心太深 / 帖子ID:18996

　　应用当代的分子生物学技术，科学家已经可以比较两种动物之间血液及组织中蛋白质的异同，甚至连不同生物身上的DNA分子都可以直接放在一起比较。
　　这些技术能让我们直接判断现有生物间的亲缘关系。很明显。如果两个样本来自同一种动物，那么比对的结果一定大致相同。反过来说，来自不同动物的样本就会有一定程度的差异，而且差异愈大就表示亲缘关系愈远。从演化的观点看，差异愈大表示要追溯到更古老的年代，才有可能找得到它们共同的祖先。
　　利用分子生物学的技术来分析人类与其他灵长类动物的样本之后，证明正如达尔文所言，在血缘上黑猩猩和大猩猩是与人类最接近的表亲。人类体内的遗传物质DNA只有不到2%与黑猩猩和大猩猩的不同，而且倭黑猩猩的确比一般黑猩猩更接近人类的血缘（当然，倭黑猩猩与黑猩猩的关系一定比它们与人类的关系更为接近）。与倭黑猩猩比较起来，我们只不过是1%的人类，其余99%则是猿类。也就是说，这种科学上的比对证实了我们与黑猩猩及大猩猩的共同祖先，在不久以前（约500万年前）便已经于树头间跳跃，并且能站起来在大地上行走了。由于有了这个惊人的发现，过去几年来人类的目光又重新转回到倭黑猩猩身上。
　　不过，在介绍倭黑猩猩的最新动态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了解分子生物学的最新发展概况，同时以演化的观点来探讨这一研究方向。

人类起源335 / 作者:伤我心太深 / 帖子ID:18996

　　生命的蓝图——DNA

　　DNA在生命现象中所扮演的角色十分微妙，我们就先来谈谈细胞复制的过程。到目前为止，我们谈到DNA时都说它是单一长链状的分子，但实际上DNA的分子通常都是成对的，两条DNA链绕在一起呈双螺旋状，彼此间靠化学键将两个分子的碱基接合在一起。

　　每个受精卵都只是单一细胞，却可以发展为功能完整的成人（或任何其他生物），这其中的奥秘何在？这个问题在今日生物学上依旧找不出完整且合理的答案，因为从单一细胞发展为功能完整的人是个复杂又难懂的过程。我们目前只能以粗略的方式来谈论细胞的发展过程，至于实际的情况则依旧是个有待发掘的谜。不过，我们只需要了解细胞发展的通则，便可以大致了解为什么人与黑猩猩有99%的DNA都相同，却仍然存在着极大的差异。

　　在身体由单一细胞开始成长的复杂过程中，不同的DNA信息会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细胞内产生不同的结果。人体内似乎有种物质会命令某些细胞形成肝脏，而在这些细胞中，又只有负责肝细胞功能的DNA才会启动并且制造蛋白质。虽然每个细胞内都含有46个染色体，且具有完整的生命蓝图，但细胞本身并不在乎自己所存在的身体是蓝眼睛或红头发，肝细胞只会依据人体内DNA“百科全书”中的页数指示来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但是，这些细胞为什么知道自己应该看哪几页的指示呢？这个问题在现代分子生物学的领域中依旧是个难解的谜。目前大家都十分希望找出完整的答案，因为如果我们知道答案，便可以找出控制细胞的方法，甚至可以防止癌症发生！

　　目前人类最想了解的是：细胞内到底有哪些机制会决定各种DNA信息应该在何时启动，又是哪些部分的DNA应该启动。不过事实上，也只有DNA本身才有办法对DNA下达指令。由此看来，人体内一定有某些基因在控制着其他基因的行为，决定何时开何时关、何时快速成长、何时应该停止。既然每个细胞内都含有完整的DNA蓝图，那么负责下达指令的基因也一定存在于每个细胞之中，指挥着细胞的行为。从这方面来看，或许就可以解释人类与猿类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不同。

　　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再来看看下面的比喻，相信读者可以更清楚地了解整个过程。蛋糕食谱上的某个步骤写着“将200克的面粉与50克的奶油混在一起”。这段说明若重新排列组合，会成为“将200克的奶油与50克的面粉混在一起”。如此一来，两种食谱烤出来的蛋糕必定不同。食谱上也可能会说“加入250克的水，然后煮20分钟”，但如果改成“煮20分钟，然后加入250克的水”，结果也会完全不同。然而实际上，这些食谱上的指示一个字都没有改变，只是顺序不同而已。

　　所以，人类与黑猩猩腿部细胞内的DNA虽然可能完全一样，但这些信息如果在不同的时间开启，而且开启的时间长短不同。所形成的双腿就会完全不同。

　　任何控制基因（即决定单一细胞如何生长发育的基因）上的微小差别，最终都可能造成身体结构上极大的差异——这就是所谓表现型的不同。人类与黑猩猩体内DNA所下的指令并不单纯，而类似的指令在这两种生物体内也不太可能是完全相同的。但不可否认的是，人类与其表亲（即黑猩猩）的DNA内一定存在有类似的指令，而且运作原则也完全相同。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可以通过分子生物学的研究来证明人体内的遗传物质有99%与黑猩猩和大猩猩相同，也可略微体会这1%差异的重要性了。在人和猩猩之间。能够据以判断基因差距（即遗传上的差异）的分子包括许多种蛋白质及DNA分子，而且在科学家看来，这些分子所传达的信息通常是一样的。

　　人体内所有的蛋白质都是由20种基本氨基酸组成的。举例来说，人体内的血红素分子就是由许多不同的氨基酸结合而成的，整个分子折叠形成的立体构造可以携带氧分子；而每条蛋白质链上的氨基酸的排列顺序，则由一个特定的基因来决定。事实上，整个DNA信息的解读过程，只是将一串碱基上的数据转变成另一种形式，也就是转变成一串氨基酸。如果蛋白质链上有一两个氨基酸被其他的氨基酸所取代，整个血红素的功能可能会变得更好或更差。在比较不同动物的蛋白质之后，就能看出这种情况。黑猩猩和大猩猩身上的血红素分子不但与人类的非常相似，同时也是绝佳的携氧者。不过，它们的蛋白质链上有一两个氨基酸的排列方式与人类有微小差别。由此我们可以确定，在它们身上负责血红素的DNA双螺旋链上的碱基，也一定与人类的碱基有些微的差异。

　　精密的一把尺

　　许多其他的蛋白质也具有同样的情形。但是，如果我们要直接比较DNA上碱基的序列，结果又会如何呢？目前我们还无法将人类染色体上的碱基顺序完全排列出来（试想要排列5000万对的英文字母，这工程会是如何浩大），所以也无法借此比较人类与黑猩猩的染色体有何不同。好在人类细胞中的DNA可以借化学方法分离开来，然后再与黑猩猩或大猩猩的DNA互相配对结合。

　　通过这种化学方法，科学家已经测出人类与黑猩猩之间的基因差距约为1.2%。但是这些微小的差异。就足以使黑猩猩的蛋白质与人类蛋白质只是非常相似，而非完全相同。如果染色体内相异的碱基出现在控制基因上。就不难想象为什么有些染色体会发展成矮小有毛的黑猩猩，而有些则发展成为高大直立的“裸猿”——也就是人类。
　　在此，必须再提两件事才能使上述的论点更为清楚。第一，黑猩猩其实有48个染色体（24对），而人类则有46个（23对）染色体。从分子生物学的研究可以看出，人体内有一对特殊的染色体，相当于黑猩猩某两对染色体头尾相接后的产物。第二，我们在此谈到的差异，只是比较了制造蛋白质的DNA，而实际上，染色体内有许多DNA并没有制造任何蛋白质。不过，最重要的结论还是：人体内制造蛋白质的基因，仅仅有1%与黑猩猩的不同。

　　这种差异，是如何产生的呢？
　　

　　弗洛瑞斯人大约存活在距今10万年～12000年间，由于体型娇小，被昵称为哈比人，这可能是岛内侏儒化所造成的结果。弗洛瑞斯人引人好奇的是它们的体型与年代，这是一个具体的晚近的人属物种，但展现了许多当代人类所没有的衍生特征。换言之，弗洛瑞斯人与当代人类具有共同祖先，但从当代人类的谱系分出去，依循一条独特的演化路径。主要的发现是一个年约30岁的女性骨架，在2003年出土，定年约在距今18000年前。这名女子存活时身高约1米，脑容量约380立方厘米。（其脑容量如同黑猩猩，不到智人平均值1400立方厘米的1/3。）

　　然而，学界持续争辩着究竟弗洛瑞斯人是否确实是个单独存在的物种。目前有一些科学家相信。弗洛瑞斯人是受到病理侏儒症所苦的一种智人。这一假说受到部分的支持，因为在弗洛瑞斯岛，也就是这个骨架被发现的岛屿，有某些当代人类是俾格米人。有人认为，这些较矮的俾格米人再加上病理侏儒症，确实可能创造出一种类似弗洛瑞斯人的人类。其他主要对于弗洛瑞斯人这个物种概念所做的攻击，在于在其出土地点的工具仅仅与智人有关。但是，这个病理侏儒症的假说无法解释的是，为何弗洛瑞斯人的其他解剖特征并不像现代人类，反而很像我们种属的古代成员。除了头骨特征之外，这些特征也包括手腕、前臂、肩膀、膝盖和脚的骨骼形式。图为倭黑猩猩。是公认的现在与人类关系最密切的灵长类。

　　2008年，在西伯利亚阿尔泰山从事研究工作的考古学家，于杰尼索瓦洞穴发现一个小指骨头碎片，来自目前被称为杰尼索瓦人族群体的一位青少年。在这处洞穴的相同层位出土的器物，包括一个手镯，依据放射性碳定年法大约在距今4万年前。由于杰尼索瓦洞穴气候凉爽，因此化石片段之中的DNA得以保存下来，目前已对其粒线体DNA及核心基因组DNA完成排序。虽然其粒线体DNA的分歧点时间深度远比预期更深，但是完整的基因组排序显示，杰尼索瓦人与尼安德特人属于相同的世系，但二者在现代人类兴起之后不久。就从同一条路线分裂开来。目前已知在欧洲，现代人类与尼安德特人的重叠时问超过1万年。这项发现还引发一种可能性，即尼安德特人、现代人类、杰尼索瓦人或许曾经并存。帕博指出。这个分支的存在，使得更新世晚期的图像更加复杂。

生物历经天择进行演化的基础有两项，一是不同物种间DNA的差异，另一则是相同物种不同个体间的DNA差异。凡是能够适应周遭生存环境的个体，都比较容易生存下来，同时可以将优秀的基因传给更多的后代。经过数代之后，适应力较强的基因就会占大多数。物种演化的条件除了个体的生存之外，还有繁殖能力的竞赛。这种说法似乎暗示天择只挑选具备有利变异的物种，而这些变异是由DNA在复制过程中发生了错误所产生的。

　　生命的起源是什么？哺乳动物如何产生？人跟鱼为什么不一样？这些艰深的演化难题并非我们所要深入探讨的内容。我们想了解的是今日地球上生物的现状，以及当代最先进的演化及遗传理论如何揭开人类演化之谜。在演化的历史中，是什么力量促使生物产生巨大的改变？这些变化是逐渐形成的还是突然发生的？现今专家一直在争论这些问题。至于人类与猿类DNA的些微差异则无须讨论，因为很明显，这种差异只是基因复制过程中不小心出错造成的。

　　基因的复制过程不可能完美无缺，虽然细胞复制DNA的机制已经相当成熟，但有时还是会出差错。细胞分裂使生物个体得以不断成长，在每天例行的分裂过程中所产生的缺陷，并不会对后代有任何影响。但如果细胞分裂是为了制造新的生殖细胞，染色体复制过程中的缺陷便可能会在发展出新个体时显得极为重要。因为这可能会形成完全不同的基因，同时也造成前所未有的变异。一旦染色体存有这种新的基因，并在个体生成时进行表现，这个新的基因便能够和原有的基因并驾齐驱，一起接受天择的考验。

　　染色体的巨变

　　在基因复制的过程中常会出现各种不同的错误，比较值得一提的是，染色体在重组时断裂并重新接合的时候，某一段染色体复制以后可能会颠倒过来，使整个信息的序列完全相反，这种突变称为“倒位”。另一种可能则是某些染色体被完全切断，第二代染色体则在切断处重新接合。在这种情况下，多余的DNA可能会变成全新的染色体。此外，上一代染色体的某一部分如果复制了两次，也会产生新的染色体。人体内的基因至少有一对有这种现象，也就是原本不相干的两个染色体阴差阳错地接合起来。人类与黑猩猩染色体的差异除了这一错误的接合之外，还有另外六个倒位的现象。染色体重组过程中发生的各种错误都会一再发生，而且基因组的变化情形也是无奇不有。但是大部分的突变对物种并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因为“变种基因”通常会与一个正常的对偶基因配成对，这样功能不良的基因就不会显现出来，同时染色体内的细微差异对身体的影响也不大。然而，在偶尔的情况下，某一种新的染色体可能会产生不同的蛋白质，使该物种的身体功能特别有效率；也正因为有了这种特殊的染色体，而使该生物具备更好的适应能力。接着，这种新的基因就会一直传给后代，在该物种的基因库中广泛分布。

　　物种分道扬镳
　　物种形成的过程极可能是因地理因素或生活形态改变，使同一物种的不同族群逐渐彼此孤立，最后各自成为新的物种。就地理因素来说，有个很好的实例：达尔文就是在厄瓜多尔西部的加拉帕戈斯群岛上研究血缘相近的鸟类族群之后，才发展出著名的演化论。
　　某个地区的森林如果因为气候变化而开始枯竭，森林便会缩小，周围就会慢慢形成大草原，这样就可能会有新的物种产生，因为原来的生物必须要改变生活形态才能适应新的环境。例如，原本以树为家的猿类如果碰到这种状况，就有可能发展出两种不同的因应方式：继续栖息在森林中央的猿类必须培养出更优秀的爬树本领，并且以树叶为食；而生活在森林周遭的近亲则因树木枯死，必须发展出另外一种饮食习惯，重新学习如何在原野上生活，甚至得越过草原搬到其他地方去居住。这两种族群开始面对完全不同的天择压力，最后就会各自形成新的物种。

物种分歧的速度有多快呢？分子生物学家如今已能够测出演化分歧的速度，并设计出一种演化时钟（或演化日历）来描述物种的改变。今日地球上血缘相近的物种，很明显地都来自共同的祖先，像马及斑马就是很好的例子。如果共同祖先的模样可以借由化石遗骸鉴定出来，就有可能合理且精确地推测出后代是何时开始分道扬镳的。分子生物学家都了解这件事，他们先指出各种化石现代的后裔，再分析它们身上所含的DNA及蛋白质，并比较它们之间的差异。

　　其实，所有生物祖先的DNA及蛋白质基本上都是相同的。在演化的过程中，两种分歧的新物种内部的分子时钟会记录各自产生的不同突变，慢慢地两个物种就出现了。借由分子生物学的实际测量，可以让我们了解在一段时间内，某个蛋白质或其DNA经过了多少改变。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就有许多类似的实验，同时也得到了让人意想不到的结果。那就是：虽然每一种蛋白质分子的改变速度都不一样。但存在于不同生物体内相同蛋白质（例如不同动物体内的血红素）的改变速度，却近乎代代相同。
　　这种现象其实并没有特殊的原因。今日许多生物（包括人类）都有这个情形。分析两类不同物种间血红素蛋白差异的程度，便可以估算出这两类物种由共同祖先分歧演化的时间到底有多久了。

　　另外一项研究是针对一种被称为细胞色素C的蛋白质。通过这一研究，我们可以从不同的分子时钟上读出相同的年代，有时甚至可从几个演化时钟上看出相同的结果。举例来说，细胞色素C内的蛋白质链，每隔2000万年才改变1%，血红素则是每600万年改变1%，而这两种蛋白质的改变速率经过换算之后，得到一个相同的结果：平均每经过350万年，蛋白质分子里面才会有一个氨基酸发生改变。除了蛋白质之外，我们也可以通过DNA的直接比较，来追溯像人类及黑猩猩这样的近亲，在多久之前共同拥有一位祖先。
　　个别生物的演化时钟其实只能作为粗略的参考，但如果由不同生物所推算出来的年代都相同的话，那么分子生物学家便可以大胆地做出演化速度的结论了。
　　通过种种分析方法，可以看出人类、黑猩猩及大猩猩是在大约500万年前开始分道扬镳的。而利用DNA杂合的技术更证明：人类与黑猩猩的确拥有共同的祖先，只是时间不长，大约在大猩猩先分出来不久以后，也开始分歧了。

　　名叫“人类”的动物

　　分子时钟理论可说是继达尔文的演化论之后颇重要的一项突破，代表我们对演化这件事的认知更深了一层。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感兴趣的问题，但严格说来，这个问题其实并非我们的重点。我们所要探讨的主题并非局限于人类演化过程中的重大转变时机，或是所有生命的起源，而是去了解为什么动物（尤其是人类）会有今天的行为。很明显，动物行为取决于基因内的DNA信息，人类的行为大体上也可说是经由基因代代相传而来。我们或许认为人类的基因组与其他较“低等”的动物有很大的差别，所以觉得没有必要借由研究动物来了解人类的行为。但其实不然。

　　根据分子时钟的理论，倭黑猩猩与人类在四五百万年前拥有共同的祖先。不论读者是否接受达尔文的演化论，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人类的遗传物质中有99%是与倭黑猩猩相同的。单单这个事实就告诉我们，想要了解当人类究竟是什么滋味，就应该先了解今天在地球上当动物是何感觉。的确。人类的基因与某些动物非常类似，也与更远的远亲有所关联。如果我们可以大略知道基因如何决定动物的行为，就可以了解人类行为遗传的99%，进而找出令我们如此特殊的1%的差异究竟在哪里。
　　不过在进入人类主题之前，我们必须再次回到倭黑猩猩的部分，因为它们可说是现今地球上与我们的直系祖先最接近的现存动物。
　　在1984年12月，鲁文于《科学》杂志上发表评论指出，由人类与黑猩猩的DNA比较，虽然证明这两种动物曾在与大猩猩分家后仍然共享同一祖先，但他却对这样的结果感到意外。其实鲁文只要读过兹尔曼等人在1978年发表的文章，就不会对这份分子生物学的研究报告感到如此讶异了。兹尔曼的报告正是从分子证据及动物外形来探讨人类与黑猩猩之间的关系，结果证明这两种动物的血缘的确非常接近。

　　重塑祖先形象

　　人类与其近亲之间，最大的外在差异是前者利用双脚直立而行。
　　其实任何体形小、重量轻的动物，都可以很轻易地从用四只脚走路变为用两只脚走路，而目前最符合这些条件的动物就只有黑猩猩。正因如此，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生化学家文森特·萨里奇于1968年，将黑猩猩定为研究人类直系祖先的首要对象。萨里奇是分子时钟研究理论界的一位佼佼者，他当时从事的研究，破天荒地证明了人类与黑猩猩在500万年前的确是一家人。兹尔曼在20世纪70年代曾和萨里奇一起共事，他读到柯瑞奇于1933年发表的倭黑猩猩报告，便继萨里奇之后，也针对倭黑猩猩的体态及骨骼做了一项研究，并且与人类及大猩猩相互比较。兹尔曼的研究结果后来在1978年，以《倭黑猩猩——人类、大猩猩、黑猩猩三者共同的祖先？》为题发表在《自然》杂志上。从这样醒目的标题来看，人类真正的祖先似乎已呼之欲出了。
　　在1978年那个时候，古人类学豸并不重视分子时钟理论，所以兹尔曼的这篇报告并没有在科学界引起太大的注意。随后，美国人类学家唐纳德·乔汉森与蒂姆·怀特共同发表了一篇有关人猿化石的研究报告，主角是一只尚未被正式命名的灵长类动物，生存在大约300万年前的东非地区。许多人都认为这只动物就是人类的直系祖先。后来，乔汉森与梅特兰·艾迪将报告改写成书，并以这只动物的名字“露西”作为书名。一时之间，露西成了鼎鼎大名的人物。
　　兹尔曼和他的同侪都认为，人类直系血亲的长相可能与倭黑猩猩极为相似。如今人类直系祖先的化石都已先后出土，这些陆续出土的遗骸又与当今的倭黑猩猩有何差异呢？兹尔曼针对这个问题做了一个相当有名的实验。他将露西与黑猩猩的骨头并列在一起，形成一只混合种的动物，结果颇为惊人。兹尔曼与杰里·罗文斯坦在1980年召开的一场研讨会上发表了这篇研究报告，他们指出：“350万年前最早的原始人类模样，其实与今日的倭黑猩猩相去不远。”
　　自1980年开始，兹尔曼的研究报告逐渐引起反响，许多资料纷纷出炉，而且愈来愈多的古人类学家也开始接受分子时钟的理论。1982年，为了纪念柯瑞奇，一场关于倭黑猩猩的研讨会于美国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市举行。当时的会议记录随后编辑成书，于1984年出版。时至今日，倭黑猩猩始终是古人类学家及生物学家热烈探讨的对象，但很不幸的是，这种动物已濒临绝种的边缘。

人类起源364 / 作者:伤我心太深 / 帖子ID:18996

我们来自外太空？

我们都是火星人吗？假如地球生命真的是火星生物的后代，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研发的一种仪器可能将为此提供确凿的证据。为了探察过去或现在火星上的生命迹象，并且假定火星生命和地球生命的确相关的话，一种有希望的探察策略就是搜寻DNA和RNA，尤其是搜寻所有地球生命几乎共有的这些遗传分子中的特定序列。

　　这就是这种新近提议的“搜寻地外基因组”仪器的策略。这一理念是基于现在已被证实的多个事实：首先，在太阳系早期，火星和地球的气候比今天相似得多，因此生命既然能扎根于其中一颗行星，就应该没有理由不存在于另一颗行星；第二，据估计，已有被小行星等天体碰撞火星时撞出的约10亿吨岩石从火星出发前往地球，一路上又被小行星等天体砸碎，穿越漫长的行星际空间，最终在几百万年之后坠落到地球表面；第三，微生物已被证明能在此类碰撞的初始震动中活下来。那么，它们在经过成千上万年的太空运输过程，并最终到达另一颗行星之后，能否活下来并适应新的环境？有一些证据显示，它们可能有这个能力。
　　如此看来，虽然让发端于一颗行星的生命蔓延到另一颗行星需要完成多个严苛的步骤，但完成全部这些步骤并非没有可能。此外，轨道动力学研究表明。岩石从火星来地球比从地球到火星容易约100倍。这是由于地球质量比火星大得多，重力位阱也深得多，于是撞出地球岩石并送往火星所需的撞击能量也要大得多。另外，相对于降温更慢、遭撞击更厉害的地球来说，当初的火星可能更适宜生命的起源。

　　有证据证明，在三四十亿年前的火星上存在一个很大的海洋。就像在地球上一样，生命应该是从这样的海洋中发端的。假如生命最早的确起源于火星，火星微生物就有可能被带到地球，那么我们就都可能是火星生命的后代。可是，那又怎么样？

　　假如我们真的是火星生命的后代，就可能通过研究火星上的生物化学来大大推进对地球生物起源的了解。事实上，地球上的生物遗迹很久以前就被地质活动抹掉了，而在火星上深度冻结的状态下，这样的遗迹却可能保存至今。

　　如果计划能顺利实施，“搜寻地外基因组”仪器就将前往火星提取土壤样本，分离其中可能存在的任何活的微生物以及微生物残骸，析出基因材料，利用标准生化技术分析其基因序列。
　　最近的火星轨道探测器和火星车、任务已经清楚地揭示火星曾经拥有充沛的水量，也具备支持生命存在的其他种种条件。而且有证据证明，在火星表面下不深的地方可能存在液态水，加之能避开太阳的紫外线辐射，这些地方就有可能存在生命。实际上，在今天的火星上寻找生命的最佳地点，正是火星地表下的岩石。
　　虽然计划中的“搜寻地外基因组”仪器未被近期将要实施的火星探测任务选中，但未来装备有钻探设备的探测器有可能会搭载这种生命探测仪。自从1976年美国“海盗”号姊妹登陆器专门寻找过火星生命迹象以来，至今尚无任何生命探测仪被发送到火星上，而那次火星生命搜索只取得了虽然撩人却模棱两可的结果。“搜寻地外基因组”仪器则进了一大步，它直接针对类似地球的分子生物学。

　　对可能存在的火星生命进行探测并与地球生命做比较，还有另一个重要意义：假如火星上真的存在生命，并且火星生命与地球生命的确很相近，那么火星微生物就很可能会感染地球生命。不过，如果最终在火星上发现的生物尤其适应火星的寒冷环境，或许就可以判定它们不是来自地球的“污染”。假如火星生物与地球生命毫不相干，那么对它们的担忧或许会小一些。
　　此外，上述方法还可以检测被飞船从地球带到火星的东西是否已对火星造成了生物学污染，这对搜寻火星生命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工作。目前的科学水平已经能够完成这样的测试，但美国航空航天局尚未决定是否展开这方面的实验。

人类起源224 / 作者:伤我心太深 / 帖子ID:18996

137亿年前，宇宙大爆炸后一片混沌浑浊，没有一点点生气，经过数十亿年的不停旋转，清气上升为天，浊气下降为地。又过了数十亿年，天空中逐渐地出现了星星，地球海洋中出现了单细胞微生物。又过了数十亿年天空中出现了太阳，地球上出现了植物。又过了数十亿年地球上出现了动物。

有一天，玉皇大帝和一群神仙（超高级文明外星人）吃饱了没事坐上龙形的太空仙槎

【1】闲游宇宙，发现地球上有很多奇形怪状的东西蠢蠢欲动，拨开云头一看全都是低智商的动物，没有一个像他们群体的人形，于是就命令所有神仙“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在一夜之间通过意念将地球上所有的雌性动物、植物无性受孕

【2】，杂交二代

【3】。第二年，玉帝和神仙们又乘坐仙槎到宇宙观看，地球上出现了许许多多的，猴人、虎人、豹人，狮人、狼人、蛇人、龟人、鱼人、蛙人、鸟人、树人、花人、参人等等等等，千奇百怪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在这些杂交二代人中只有猴人和神仙的形体差不多，玉帝下令只与二代猴人

【4】进行无性繁殖，放弃其它动植物二代杂交人。那些被放弃的虎人、狮人、狼人、蛇人当中有一少部分心怀不满、仇恨在心，在以后的岁月里看见人类就嫉妒，在没有上天保护的时候就想办法把人吃掉以解被抛弃之仇恨，有一部分被抛弃的虎狼狮豹蛇鱼鸟花树人后来通过修炼都成了神仙

【5】。三代杂交猴人和神仙们的相貌基本相似，但智商只是比猴子提高了一点点；为了不让猴人再倒退回猴的原身，神仙们用意念将雄性猴人的生殖器割掉

【6】避免猴人种族退化。

在神仙与雌性猴人无性繁殖的期间，女性人掌权，又过了数十万年玉帝恢复了男性的生殖

【7】权利，让人类自行繁殖后代，但是男性人只能做奴隶，很多女性拥有一个男性，形成若干年的母系社会。

又过了数十万年，随着人群逐渐地增加，男性在人群中的地位逐渐地提高，慢慢地变成男性掌权，一个男性拥有众多女性

【8】，人群又回归了父系社会。又过了数十万年，玉帝问众神仙下界那些猴生活得怎样了，神仙们说和当初没有多大的变化，于是玉帝让众神仙用意念给猴人施以智慧，教授猴人怎样用火、狩猎，并给猴人取名叫“人”，还让神仙们坐着仙槎隐其真形来到人间分期分批地、逐渐地教授人搭窝建房、捕鱼捕猎、学习文字文化语言、中医中药、制造石器陶瓷金属工具等等，还留给人类一本《易》。而且地球每遇有灾难和大的变更时神仙们都坐着龙形仙槎帮助人类渡过难关。后来神仙与人类接触频繁逐渐地产生了仇恨、恩爱，玉帝下旨断绝了神仙与人类的往来，将大地与天空分离的更远了，即使这样还有不少神仙偷偷地下凡与人类私通。后来人类为了纪念从龙形仙槎里走出来的神仙们，将自己喻为龙的子孙、龙的传人

【9】，每到高兴欢乐的时候就按照龙形做成道具舞龙庆祝！又过了数万年，由于人口急剧增加，资源匮乏、地方拥挤，产生了帮派，一部分头领带着自己的家族迁徙到很远地方安居，随着环境变化逐渐地形成了自己的语言文化民俗。又过了数万年人类进化发展到了今天。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当年玉帝在给猴人割礼的时候漏掉一个三代雄性猴人，这个三代雄性猴人数十万年代代相传跟随着人群效仿进化到今天，于是他就用自己家族

【10】的亲身经历写出了人是由猴子进化而来的，这个人是谁？——地球人都知道！！

注【1】：《太平广记》卷四○五引《洞天集》:"严遵仙槎﹐唐置之于麟德殿﹐长五十余尺﹐声如铜铁﹐坚而不蠧。李德裕截细枝尺余﹐刻为道像﹐往往飞去复来。广明以来失之﹐槎亦飞去。"唐李适《侍宴安乐公主新宅应制》诗:"若见君平须借问﹐仙槎一去几时来？"明刘基《怨王孙》词:"红尘目迥﹐河汉应有仙槎待还家。"后亦借称行人所乘之舟。现代的火车很可能就是根据龙形仙槎制造的。

注【2】：古书记载：大禹的母亲姓姒名修己在睡觉时有一颗流星从天而降，在梦中与她有了接触。她又吞食了神珠，不久感觉有石纽在胸。当她拆开自己的前胸，就生出了禹。

古代哲学家老子，据说是一颗流星自天而降，使他的母亲怀孕而生下他的。

周朝后稷的母亲姜有一次到野外去，看到地上有一个巨人的足印，心里很喜欢，就踩上去了，结果身体产生很强烈的感觉像是怀孕了，到了时候就生下了后稷。

秦始祖的母亲吞食了“玄鸟之卵”生下他。

爱新觉罗氏始祖库里雍顺的诞生：天女佛库伦曾在长白山下的池中洗澡，吃了神鹊衔来的米果，就怀孕而生下了他。

圣母玛丽亚是处女而生子。

释迦牟尼之母梦白象入怀而成胎。

试管婴儿、人工授精、克隆技术等

注【3】：后世的狮虎崽、杂交玉米、杂交水稻等可能都是那时留下技术信息。

注【4】：类人猿、猩猩、神农架那些野人、雪人等可能就是二代猴人的后裔。

注【5】:现存的狮身人面像和神话中美人鱼、鸟形飞人、蛇人、花精、树精、凤凰、麒麟、龙等各式各样的妖精。

注【6】：后来朝廷里的太监可能就是依照此刑，太监割礼后留着死后与身体一起下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