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禁的事实《考古学禁区》

ZERO煌

考古学家克莱默和汤姆森的《考古学禁区》(Forbien Archeolgy)一书，列举了500个确凿的与进化论相悖的事例，那是几万、几十万、百万、千万甚至几亿年前的人类文明遗迹。
地球周期性灾变的直接证明非常多。在西伯利亚的冻土中，发现了冰冻的成千上万的哺乳动物的遗骸。有的很完整，有的被扯碎和树干绞在一起。检测它们胃里的食物，发现了还没来得及消化的毛茛草。活生生的事实告诉人们，那里曾是温和地带的草原，极短时间内发生了毁灭性的灾难。哈普古德(CharlesH. Hapgood)认为：极短的时间内，大陆板块发生了几千英里的移动，把西伯利亚带到了今天的位置。当然，还可能是其它大灾变的原因。
哈普古德教授发现了费纳乌斯(Oronteus Finaeus)在 1532年根据史料绘制的世界地图，它显示了冰层以下的南极洲，当把它与现代测到的南极洲冰层以下的面貌叠在一起的时候，惊人地相似。在君士坦丁堡还发现了 1513年皮瑞•雷斯（Piri Reis) 综合史料绘制的非洲和南美洲的海岸地图及南极洲地图，精确到半个经度，这比人类能够在海上确定位置早 250年。显然，这是上一期人类文明的遗迹。而且，那个文明时期，南极洲没有冰雪覆盖。人类忘记了过去
新西兰遗传学家但顿(Michael Denton) 在《出现危机的理论：进化论》一书中坦白地说：“达尔文的进化论是二十世纪最大的谎言。”进化论不仅误导了整个生物学，而且误导了心理学、伦理学和哲学等许多领域，误导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它给人类文明造成的潜在的祸害，是触目惊心的：它让人把宗教和道德善恶视为欺骗，败坏精神寄托和道德制约；它告诉人们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在竞争中采取各种手段发展自己；让人们相信反传统、反潮流的畸变可能出现更进化的、更好的结果；它让人相信人是动物的后裔，让人相信人的本性来源于动物；西方心理学进一步发展认为：人的欲望是人最本质的本性，甚至是进化出来的最好的本性，为物欲横流和伦理的败坏从科学上解除了约束，这种宣传已经充斥了社会的方方面面。种种这类败坏的因素渗透进现代常人社会的一切，潜在地推动了人类道德的滑坡。
人们一心进化自己，一面放纵地发展着自己，一面在紧张的竞争和顾虑中生存，越来越自私，当自私欲望得不到满足时，各种不道德的行为和犯罪愈演愈烈了。人们失去了理解和信任，在社会上失去了安全感。短暂的享受和荣耀，换取着无可挽回的一切：道德滑坡、心理畸变、利欲膨胀、两极分化、怪病丛生、无休止的竞争、社会的畸形发展、资源的耗竭、环境的污染 … 失去了道德的约束，人们失控地发展私欲，造成了无可挽回的一切。


我们应该正视那些被进化论掩盖了的真实的历史。
这里，我们把《考古学禁区》（Forbidden Archeology）一书中涉及的几个重要方面，分成专题简单的写出来，供大家参考。（引述的资料均来自于《考古学禁区》，还有一些直接是文章中的节选，有兴趣的人可以认真阅读一下原文）
这几部分内容包括：
1.进化论者的武器：知识过滤与双重标准
2.重新审视进化论的著名证据
3.强势下的迫害与压制
4.任意使用的科学工具
一、进化论者的武器：知识过滤与双重标准
进化论的发展过程十分有趣，不同于一般的科学理论模式：假说－－证实－－结论。相反，在进化论的问题上，是先下结论：“进化论是对的”，而后才想办法证实。这种做法违背了科学精神，随之而来的是两个重要问题：一方面缺乏重要的中间环节证据；另一方面却是相反证据层出不穷，怎么办？
持续时间一长，就形成了这样的做法：使用双重标准对待两类证据：努力扶持支持进化论的证据，同时打击、诽谤、排斥和压制另类证据；在面临两种可能性的时候，有意忽略相反的可能性；在推导结论时，主观上先确立一个模式，努力往进化模式上靠等等。 从历史上看，曾经有相当数量的职业科学家接受了反对进化论的证据。但是，一个更有影响力的科学家群体，使用更加严格的标准来衡量反对的证据，这就导致了这类证据最终被否定，而支持的证据则得以保留。这种在接受和否定证据时采用不同标准的做法形成了一个知识过滤器，它障碍了我们的视线，使我们难于看清人类起源以及古代遗迹的真实面目。让我们来看看这种机制是怎样运行的。
1．莫尔的发现
20世纪早期，英国皇家人类学院院士、东英格兰史前学会主席莫尔（J. Reid Moir），在英格兰红峭壁地带，发现了原石器以及更先进的石器，这些工具已有200万年－250万年的历史了。还有一部分莫尔工具是在红峭壁地层以下的砂砾层中发现的，这些工具的年龄在250万年－5500万年之间。
莫尔的发现赢得了一些著名原石器评论家的支持，如Henri Breuil，他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杰出的石器工具权威之一。另一个支持者是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古生物学家奥斯本（Henry F. Osborn）。1923年，一个国际科学家小组去了英格兰，对莫尔的主要发现进行了调查，随后宣布这些发现是真实可信的。
但是，1939年，巴尼斯（A. S. Barnes）却发表了一份有影响的报告，他提出了一种方法，通过观察刃片角度来判断工具是自然产物还是人造工具。根据这一方法，他把莫尔的原石器都归为自然力量的产物。然而，从非洲发现的石器，如那些从Olduvai大峡谷较低层发现的石器，看上去与莫尔的原石器差不多，却得到了普遍的接受。这大概是因为这些发现符合、甚至有力的支持了传统的人类进化的时空模式。
近年来，研究石器的权威，如卡特（George F. Carter）,帕特森（ Leland W. Patterson）以及布赖恩（A. L. Bryan）等都对巴尼斯的理论及其蛮横的应用提出了质疑。
2. 南加州的古代石器
20世纪50年代，路易丝•利基在南加利福尼亚的Calico发现了20万年前的石器。然而，根据标准的观点，人类仅仅是在约1.2万年前才进驻这一新大陆的亚北极区域的。对此，主流科学家们纷纷发表“预言式”的声明：在Calico发现的东西是自然产物，或者这些东西根本没有20万年的历史。但是却有充分的证据证明，Calico的发现的确是史前古器物。
3．Castenedolo的骨骼
19世纪80年代，在意大利的Castenedolo，地质学家G. Ragazzoni从三、四百万年前的上新世岩层中发现了几个现代人的骨化石。对此，评论家们典型的论调就是：这骨头一定是现代人在出丧时埋进了上新世的岩层带。Ragazzoni也曾特别考虑过这种可能性，但是，他仔细检查了这些重叠的地层后，发现这些地层之间层次分明，没有被动过，丝毫没有埋葬的迹象。
然后，进化论的支持者们又使用C14实验鉴定Castenedolo骨骼，给它安上了一个近期的年龄：不超过一千年。但实际上，C14实验用于鉴定博物馆的长期收藏品是很不可靠的。因为这些骨骼长期暴露在空气中污染，使得C14实验的骨骼鉴定结果异常的年轻。而且，提醒大家注意，在这里，尽管地层的证据更有决断权，地质学家Ragazzoni有关这一发现的原始地层报告却没有被提及。
对于这些，意大利科学家G. Sergi在1884年写道：“由于某种专制的科学偏见，不管你称之为什么，每一个有关人类在上新世存在的发现都无法获得认同。”
在拼命压制另类证据的同时，他们也在寻找支持的证据。但是，很显然，对待这类证据的标准是完全不同的，以至于假造的皮尔当人、勉强凑起来的爪哇猿人、结构上与猩猩更为相似的南方古猿，都被当成了人类的祖先，而有幸编进了进化论的家谱。
让我们用进化论支持者的一段表白来结束这篇文章，这段表白生动的向我们说明了进行知识过滤的“必要性”。1921年，R. A. S. Macalister说：“一定有什么地方错了（指Castenedolo的发现）。如果它们真的属于被发现的地层，那么这也只是意味着一段惊人的长时间的进化停顿。不过，看上去更像是观察结果有毛病。”他又进一步补充说：“接受Castenedolo骨骼的上新世年龄会带来如此多无法解决的问题，因此，在决定接受还是否定它的真实性的时候，我们几乎不需要犹豫。”
这正好表明：科学界存在着一种知识过滤机制，它采用双重标准，把一切不受欢迎的证据都滤出去。这种过滤已持续了一个多世纪了，今天还在继续着。
二、重新审视进化论的著名证据
虽然有强大的社会力量维护进化论的权威地位，但是，进化论也确实需要证据，来回报这些支持，尤其是进化模式中缺失的那些重大的中间环节。一时间，全世界都在期盼这类考古学发现，但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的证据，有的很显勉强，如果用他们对待另类证据的严格态度，实际上也是不能要的；更尴尬的是，有的证据竟然是假冒的超级骗局。这里，我们选取了几个代表性的例子供大家参考。
1.轰动世界，而后被撤回的“爪哇猿人”
杜博斯（Eugene Dubois）在19世纪末发现了爪哇直立人，这是进化论研究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在这之前，还没有有关人类进化的明确画面。那时候，许多进化论者，还在寻找人类在上新世或更早时期存在的证据。随着爪哇人（现已被归类为直立人）的被发现，期待已久的缺失的进化线索在更新世中期的地层中出现了。爪哇人最终大获全胜，得到了进化论者的普遍认同，这之后，那些表明人类出现在更古老地层的证据就渐渐被打成了异端。 但是，这一重大发现的真实度又如何呢？现代研究者重新分析了爪哇猿人的化石原件，这件由杜博斯报道的著名化石包括一块颅骨和一截腿骨。有意思的是，尽管这两块骨骼的发现地点相距45英尺，并且发现地点还堆积了大量其它种类的骨骼，杜博斯却坚持认为，这两块骨头属于同一个人。 但是，1973年，德（M. H. Day） 和莫里森（ T. I. Molleson）对杜博斯发现进行了研究，他们宣布：杜博斯发现的爪哇人的腿骨不同于其他直立人的腿骨，实际上却和现代人类的腿骨差不多。因此他们认为，这截腿骨和那块爪哇猿人的颅骨很可能没有关系。
后来，杜博斯撤回了自己的发现。
2.臭名昭著的皮尔当（Piltdown）欺骗事件
皮尔当猿人被当作人类进化中著名的中间类型，在大英博物馆展出了40年。后来发现它竟然是一件众多专家的“作品”：
20世纪初，一位业余收藏家道森（Charles Dawson），在皮尔当发现了几块人类的颅骨。随后，大英博物馆的Arthur Smith Woodward爵士以及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等科学家，同Dawson一起参与了挖掘工作，又发现了一块像猿的颌骨以及几块较古老的哺乳类化石。Dawson和Woodward认为把发现的人类头骨和像猿的颌骨拼在一起，正好能够组成一个来自于更新世早期或上新世晚期的人类祖先，随后他们对科学界宣布了这一发现。
40年后，维纳（J. S. Weiner）、奥克雷（K. P. Oakley）连同其他一些英国科学家揭露了皮尔当人其实是个超级骗局，因为这个骗局是由一些具有专业科学技术的人一手炮制的。让我们来看看这个惊人的名单：大英博物馆的Arthur Smith Woodward爵士、皇家外科医学会Hunterian博物馆的Arthur Keith爵士、剑桥大学地质学院的William Sollas以及著名解剖学家Eliot Smith，当然还有 Dawson 和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维纳后来写道：“在这一切背后，我们感受到了一种强大而急迫的动力……一定有一种疯狂的愿望，希望能够填补那些对进化论来讲“十分必要” 的缺失环节，以便证明进化论的正确……而皮尔当对于某些狂热的生物学家来说确实有着难以抗拒的魅力。”
皮尔当事件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它除了包含一般的知识过滤过程，还涉及明显的在古人类学方面故意欺骗的事实。
3.更像猩猩的南方古猿
让我们再看看南方古猿的情况：大部分人类学家认为南方古猿是人类的祖先，它具有象猿的头、一个象人的身体，并且能像人一样直立和行走。但是，形态人类学家C. E. Oxnard，在1975年《自然》杂志的一篇文章中说，他发现这些更新纪灵长动物在结构上与猩猩相似，他还说：“似乎任何一种更新纪灵长动物……都不象是和人有什么种源关系。
Oxnard的观点并不新鲜。在20世纪早期，当第一批更新纪灵长动物被发现时，许多人类学家，如Arthur Keith爵士等，就曾拒绝接受它们是人类祖先的说法。但他们后来被压住了。Oxnard在《人类的规则》一书中写道：“当时一片混乱，争论这些生物是猿还是人，但最终，认为它们是人类的观点占了上风。这一结果不仅意味着相反结论的失败，而且这些结论赖以存在的那部分证据也随之被埋葬了”。
三、强势下的迫害与压制
进化论的支持者们，为了维护进化论这片“圣地”的权威，一方面用知识过滤的方法，排斥各种另类证据，不给这类证据面世的机会，另一方面，运用他们在社会上形成的强大势利，排挤、迫害另类证据的发现者，下面的实例即是这类做法的典型例证。
1.对李的学术迫害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加拿大国家博物馆的李（Thomas E. Lee），在位于休伦湖（Huron）北部，Manitoulin 岛Sheguiandah地区的冰河时代沉积物中，发现了先进的石器。韦恩（Wayne）大学的地质学家John Sanford认为：Sheguiandah地区发现的工具中，最古老的至少有6.5万年的历史，甚至很可能有12.5万年了。但是，对那些坚持传统的北美史前史的人来说，这样的年代是不可接受的。
随后，“这个遗址的发现者李被扫地出门，（离开了他现在？的国家公职，）之后长期找不到工作。他的出版物被禁止，所有的证据被几个著名作家随意乱用……成吨的史前器物被扔进了加拿大国家博物馆的储物间。国家博物馆馆长，因为拒绝解雇发现者李而受到株连，也被开除了，从此背井离乡。官方权威们还试图压制其它六个未及掩盖的Sheguiandah样品，并把发现地点（Sheguiandah地区）开放为旅游区……同时，这一地区甚至对外宣称：这里的名流对此事一无所知，而且重写了所有涉及此事的书。对他们来讲，这件事不得不被封杀，而且，他们也确实做到了。”
2．麦克恩蒂坚持事实的遭遇
李的遭遇并非孤立事件。20世纪60年代，人类学家在墨西哥的霍亚勒克（Hueyatlaco）地区发现了先进的石器。地质学家麦克恩蒂（Virginia Steen-McIntyre）和美国地质勘查队的其他成员，发现了一个据有25万年历史的地层，其中含有许多石器。这一发现不仅是对新大陆人类学传统观点的挑战，而且也大大危及了整个人类起源的标准画面。因为，一般观点都认为，能够制造这样工具的人类，直到大约10万年前才在非洲出现。 当麦克恩蒂想发表她在霍亚勒克的研究结果时，遇到了困难。她写信给Quaternary Research的副主编Estella Leopold：“我很清楚，霍亚勒克事件只是一部分，问题其实要大的多。它涉及到一种做法，通过压制那些“无法解释的”、危及主流思维模式的证据来操纵科学思想。霍亚勒克事件就是这样做的。如果我不是人类学家，我根本不会意识到1973年我们的数据被拒绝的全部含义，而且，我也不会认识到进化论对人类思想的渗透是如此深刻。我们在霍亚勒克的研究成果被大多数考古学家所拒绝，是因为它与时下的观点相背离。”
后来，麦克恩蒂在自己的领域一直无法找到工作，只好去种花了。 也许，著名评论家Holmes对惠特尼教授1880年的『加州发现』的一番评述，能使我们更清楚地了解学术压制的原因。
1880年，加利福尼亚州的地质学家惠特尼（J. D. Whitney）发表了一份长长的报告，描绘了在加州金矿中发现的工具。这些工具包括数个矛头、石钵和石杵，是在矿井下很深的、厚厚的、未被触及的火山岩下面发现的。地质学家确认这些岩层是在距今900万年－5500万年之间形成的。史密森学会的Holmes，是19世纪评论『加州发现』的最为著名的评论家之一，他写道：“也许，如果惠特尼教授能象今天的人一样完全了解人类进化历史的话，他可能会犹豫是否公布他的结论（这一结论表明在远古时代的北美洲就已经有人类存在了）,尽管他面对的发现是如此的辉煌。”换言之，如果发现的事实不符合当今普遍认同的观点，既使它们再令人激动，也必须丢弃。
四、不当选用的科学方法
进化论的科学性，需要运用科学的方法来证实，这样才有说服力。但是，由于进化论的支持者们急于证实自己的理论，在使用科学方法时，只求结果符合预期设想，而往往忽略了这些科学方法使用时的界定范围，这实际上是不科学的。更有甚者，为了达到目的，有意选用能推出预想结果的方法，这种做法就更不科学了。
1、用C14进行断代
19世纪80年代，在意大利的Castenedolo，地质学家G. Ragazzoni在三、四百万年前的上新世岩层中发现了几个现代人的骨化石。对此，评论家们典型的论调就是：这些骨头一定是现代人出丧时埋在了上新世的岩层带。Ragazzoni也曾特别考虑过这种可能性，因此，他仔细检查了这些层层叠在一起的地层。他发现，这些层之间层次分明，未被动过，也丝毫没有埋葬的迹象。
现代科学家们使用放射性元素及化学方法，对Castenedolo骨骼以及其它年代异常的骨骼进行断代实验，结果给它们都安上了一个近期的年龄。但是，这些实验是不可靠的。对于已在博物馆里摆放了多年的骨骼，如Castenedolo骨骼，C14实验的测定结果尤其不可靠。因为在博物馆里，骨骼暴露在空气污染物中，往往会造成C14实验的骨骼鉴定结果异常年轻。所以，鉴定时首先需要用严格的纯化技术除去这些污染。而1969年，科学家在给Castenedolo骨骼进行C14鉴定时，并没有使用这种技术，最终的鉴定结论是：年龄不超过一千年。
尽管对Castenedolo 骨骼的C14断代结果是令人怀疑的，它仍然被当作了 相关的证据。实际上，在这个例子中，地层学证据显然更具决断权，但是，地质学家Ragazzoni的原始地层观察报告并未被提及。
在理论界，反对上新世存在人类的现象并不是什么新鲜事。1884年，在谈到Castenedolo发现和其他类似古代遗物时，意大利科学家G. Sergi写道：“由于某种专制的科学偏见，不管你称之为什么，每一个有关人类在上新世存在的发现都无法获得认同。”
2、钾－氩法断代
让我们再看看由G. H. R. von Koenigswald和其他研究者写的有关发现爪哇直立人的情况。几乎所有的爪哇直立人都是在表层发现的，人们不知道它们的真实年龄。然而，科学家们采用钾－氩方法，认为它们属于更新世的中期或早期。这种钾－氩方法通常被用于测定火山岩的年龄，而不是用来测定骨骼年龄。由于爪哇直立人的化石是在表层获得的，并不是在火山岩层的下面，所以，用这种方法来推断爪哇人化石的年龄是不合适的。
3、主观的形态学方法：根据拟定的进化顺序来确定年代
在中国，除了著名的北京人以外，还发现了许多类人类。据中国的研究者说，这其中包括更新纪灵长动物、不同阶段的直立人、类尼安德特人、早期现代人以及具有现代解剖结构的智人。我们注意到：为了确定这些类人类遗迹的年代，科学家们习惯性的使用了形态学方法（所谓形态学是生物学一个分支，以有机体的形式和结构为研究对象，而不考虑其功能）。 举例说明一下：在中国南方的Tongzi，现代人的化石是和哺乳类动物化石同时被发现的。这些动物群暗示着一个中上期更新世的脉络，但是考古学证据显示，这些现代人化石属于早更新世。这时，研究者就运用形态学的逻辑，确定这些人类化石属于早更新世。但是，实际上中期更新世的结论更为合适。因为，对Tongzi动物群遗址的检查显示：那些哺乳动物是在更新世中期结束时灭绝的。
这种用形态学确定年代的方法，实质上打乱了类人类的化石记录。实际上，科学家们是在根据一个有利的进化体系来安排类人类的化石记录的，尽管附加的动物群化石证据无法体现这种安排。仔细看看中国类人类真实的年代排列，就会发现，各个时期的直立人以及各种早期现代人（包括类尼安德特人）是和具有现代解剖结构的人实际上是共存于中期更新世的，也就是周口店直立人活动的时期。
我们已经清楚的看到，形态学方法在这里的运用是不合适的，实际上体现出很强的主观倾向。
4.建立在错误统计结果上的结论
1983年，吴汝康和林圣龙（音译）在科学美国人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在直立人占据周口店山洞的23万年中，其大脑尺寸在逐步的随着演化而增长。但实际上，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建立在对头盖骨测量的错误的统计结果上的。（《考古学禁区》一书对此做了详细的说明）。
5.蛮横的巴尼斯理论
20世纪早期，英国皇家人类学院院士、（兼）东英格兰史前学会主席莫尔（J. Reid Moir），在英格兰红峭壁地带，发现了一些原石器以及更先进的石器，这些工具已有200万年－250万年的历史了。一还有部分莫尔工具是在红峭壁下面的砂砾层中发现的，这些工具的年龄在250万年－5500万年之间。1923年，一个国际科学家小组去了英格兰，对莫尔的主要发现进行了调查，随后宣布这些发现是真实可信的。
但是，1939年，巴尼斯（A. S. Barnes）发表了一份有影响的报告，他提出了一种分析原石器的方法：通过观察刃片的角度，来辨别这些原石器是人造的，还是自然力量造就的。用这一方法，他把自己研究所涉及的所有原石器（包括莫尔的）都归为自然力量的产物。从那时起，科学家们就开始运用巴尼斯的理论，来否定其它一些关于人造石制工具的发现。
值得注意的是，从非洲发现的石器，如那些从Olduvai大峡谷较低层发现的石器，看上去与那些被抛弃的欧洲原石器一样，却得到了科学界普遍的接受。这大概是因为这些发现符合、甚至有力的支持了传统的关于人类进化的时空模式。 近年来，巴尼斯的理论及其蛮横的应用遭到许多石制工具权威的质疑，如George F.Carter, Leland W. Patterson以及A. L. Bryan等。的确，一个相当主观的方法被当作科学方法来否定另类证据，恐怕有病急乱投医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