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宙再浩瀚，也无法解释“意义”：科学的尽头是信仰？

明明是我

数十万年来——几乎贯穿了整个人类历史——我们对一些关乎生存的重大问题始终未能找到明确的答案。人类是如何在地球上诞生的？从根本上讲，我们是由什么构成的？宇宙有多大？它的起源又是什么？无数代以来，这些问题一直是神学家、哲学家和诗人苦苦追寻的。
但在过去几百年里，人类已经找到了迄今为止对这些问题以及许多其他问题最令人信服的答案。通过实验和观察，我们极大地提升了我们确切的科学知识，使我们能够得出结论，而不是仅仅进行无法证实的推测。然而，即使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哲学和宗教永远不会过时。原因如下。
科学。大多数人思考科学是什么时，往往只理解对了一半。科学同时包含以下两点：




我们掌握的关于宇宙的全部确定性知识。我们记录的每一次实验、测量和观察的累积结果，构成了我们掌握的关于宇宙的科学事实。支配宇宙的理论、预测模型、框架和方程式，都是科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科学是我们探索和进一步了解宇宙的过程。科学不断发展，不断揭示关于宇宙的新真理和事实，而整个科学探究过程——假设、实验、在我们全部知识的背景下得出结论等等——对于我们所知的科学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
然而，尽管科学解答了所有问题，并教会了我们所有道理，但它并非无所不知。每一种科学理论，无论得到人类历史上积累的全部知识多么有力的支持，其可证明性也都有限。即使是我们最引以为豪的思想，也有其局限性。
进化论解释了性状的遗传方式，并提供了生物种群随时间变化的机制，但并未解释生命的起源。大爆炸理论解释了宇宙如何从早期炽热、致密的状态中诞生，但并未解释宇宙是如何在这些条件下诞生的。广义相对论解释了物质和能量如何导致时空弯曲和引力产生，但并未解释黑洞内部奇点处发生的事情。
换句话说，无论我们对世界和宇宙的科学理解有多深，我们现有的科学理解总有终点。一旦我们对某个现象有了明确的认识，并对其背后的过程有了详细的理解，我们就可以安全地将该现象置于科学的范畴之内。
然而，我们可以提出的许多问题，至少目前还不属于科学家的范畴。当然，我们可以推测哪些科学理念最终可能解开这些谜团，但这建立在将我们现有的科学知识扩展到尚未触及的领域之上。从生命起源到地外智慧生命，从量子引力到暗物质和暗能量之谜，当今许多最激动人心的谜团，目前都超出了科学界所能充分理解的范围。
神学。我们对宇宙有着宗教和伦理观念，这通常被我们理解为神学的范畴。无论你的个人宗教观点如何，神学通常都会探讨诸如目的、是非对错等问题，以及权威的来源，它阐述了一些必须被接受为无可辩驳的真理的信条。
科学试图回答以“如何”为起点的问题，大胆解释和预测一个物理系统在特定条件下最初设定的结果会是什么。另一方面，神学则试图回答“为什么”的问题，思考超越确定性知识的问题，并为这些问题提供自信的——尽管对许多人来说存在争议的——答案。
诚然，许多曾经被认为属于神学领域、我们缺乏确切知识的问题，如今已成为拥有明确答案的科学问题。从科学角度来看，我们现在知道：
地球是如何在大约45亿年前太阳系形成过程中出现的；生命是如何演化以及各种动植物是如何在地球上历经岁月而出现的；近代和古代事件是如何塑造我们星球的地质、大气和水文历史的；以及我们宇宙中的恒星、星系和更大的结构是如何在一个更均匀、更小、更致密、更热的过去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然而，在科学与神学这两个领域之间的交汇处，存在着一种超越我们确切知识范围、却又无需诉诸权威来源的哲学。
哲学。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终极战场。哲学侵入科学与宗教的交界——以及两者的界限——试图探究科学无法解答的问题。然而，与宗教不同的是，哲学诉诸理性和逻辑来探讨这些问题，并尝试运用这些工具来探索那些答案尚不清楚但终有一天会得到解答的问题。
当我们的科学知识不足，神学答案无法说服我们时，哲学依然是一门有益的探索。关于意识、宇宙的目的、现实是客观的还是依赖于观察者、自然法则和宇宙物理常数是随时间不变还是可变的等等问题，哲学或许能帮助那些求知若渴的人。
对于我们提出的每一个合理提出的问题，最终目标都应该是最终找到一个科学的答案：基于确凿的知识，将一个结果未知的研究推导出令人满意的结论。如果我们能够在实验室环境中从非生命中创造出生命，找到一种方法来检验量子力学的各种解释，或者测量跨越宇宙距离和时间的物理常数，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得出科学结论。
但在做到这一点之前，我们必须承认自身的无知。我们最好的科学理论仅在一定的有效范围内得到确立；在这个范围之外，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这些规则在何处以及如何失效。我们可以基于某些假设探索各种场景、运行模拟并建模系统的行为。然而，如果没有足够的相关数据来获得明确的答案，我们只能运用现有的工具。
这正是哲学真正大放异彩的地方。通过探索科学前沿——以及理解现有的科学知识体系以及我们是如何获得这些知识的——我们能够超越边界，探索各种推测性的想法。那些导致逻辑矛盾或得出不可能结论的想法可以被排除，这使得我们即使在没有确凿的科学知识的情况下，也能支持或反对某些想法。
然而，这绝非易事。它要求哲学家像科学家一样理解相关科学，包括其局限性。它要求我们理解宇宙运行的逻辑规则，而这些规则可能与我们的普遍经验相悖。诸如因果关系、a×b=b×a的概念，或者放置在未打开的盒子中的粒子会留在盒子里之类的概念，虽然无处不在，但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成立。
无论我们的科学知识体系如何发展壮大，总会有一些问题超出科学的范畴，无法得到充分解答。可观测宇宙中包含的粒子数量是有限的；整个宇宙中编码的信息量是有限的；无论我们学得多少，我们所知道的知识量永远是有限的。在所有确定的知识之外，总有哲学的空间。而当涉及到目的、意义或原则上无法通过物理手段探究的理念问题时，宗教也总有其一席之地。
然而，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所有前沿领域的哲学思考都是有用、有趣或值得倾听的。对科学或科学实际上遵循的怪诞而神秘的逻辑规则一无所知的哲学，即使是最杰出的思想家也会误入歧途。然而，对于充满思辨和好奇心的人来说，当今已知的知识永远不会令人满意。在科学取得这些关键进展之前，哲学思考仍将是审视当今前沿的必要工具，而宗教在人们寻找自身存在意义的过程中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科学非凡，但远非科学的全部。。

宇宙有“目的”吗？科学能回答这个问题吗？我们所处的世界似乎充满“目的”：蜘蛛结网为了捕食，兔子奔跑为了逃生，植物绽放花朵以吸引传粉昆虫，果实甘甜多汁是为了促进种子的传播。甚至病毒似乎也有目标——其表面蛋白精准对接宿主细胞受体，而转录酶的不精确性促使其蛋白结构持续变异，以对抗宿主的免疫系统。而人类的行为目的性更为复杂：建房是为了遮蔽风雨与提升舒适度，农业摆脱了对野生食物的依赖，工具提高了效率，教育追求更好的未来，婚姻延续后代，保险应对未知，医院治病，武器防卫。几乎一切行为都被“目的”驱动。
城市生活加剧了这种感受——身边尽是人类的活动与规划，似乎目的无处不在。然而，当我们将视野扩展至宇宙，情形大为不同。随着科学认知的深化，我们意识到地球生命对宇宙的整体演化几乎毫无影响。无论我们如何在地表“喧嚣”，宇宙始终按照自身规律冷静运转。
宇宙本身并没有“目的”。目的只存在于生命体系中，因为只有生命体会对环境变化做出反应，并发展出适应手段。而非生物系统则遵循物理定律，既不制定目标，也不执行目的性行为。
以太阳系为例，太阳占据了系统质量的99.86%。其表面温度约为5,500摄氏度，核心温度高达约1,500万摄氏度——一个不可能有生命存在的环境，连分子结构的稳定性都无法维持。其他恒星亦是如此，它们通过热核反应自我维持，并经历生命周期：诞生、演化、死亡。这一切皆可通过质量与初始条件计算预测，丝毫不依赖地球生命的存在。
行星和小天体仅占太阳系质量的约0.14%，其中又以木星与土星为主——两者合占这一比例的90%。它们皆为气态巨行星，无固体表面，也无生命迹象。金星虽为类地行星，但其稠密的大气层以二氧化碳为主，导致表面温度可达470°C，足以熔化铅；而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因距离太阳过远而极度寒冷，亦不宜生命存在。地球这颗在日常感受中庞大的星球，质量仅为太阳的约33万分之一，占太阳系总质量约0.0003%。人类对其影响仅限于地壳与大气层，对地球内部无可触及，更遑论影响太阳系整体。
也就是说，我们在城市中感受到的“目的”，在太阳系的尺度上几近消散。而在宇宙尺度上，所有星系、恒星、行星的“生与死”皆由物理过程主导：恒星耗尽燃料后演化为白矮星、中子星或黑洞，有些天体甚至被更大质量的天体吞并。银河系已吞噬多个小星系，未来还将并入大麦哲伦星系。但这些过程毫无主观意图，只是万有引力与动量守恒的结果。如果说宇宙是某种“造物主”的设计，那为什么要创造如此大量高温灼烧或冷若冰窖的星体？为何要有中子星与黑洞？为何宇宙中约96%的组成（暗物质与暗能量）对我们几乎不可理解？如果宇宙有目的，它又究竟指向何处？
只有当生命出现在类似地球这样的固态行星表面上，所谓的“目的”才得以诞生。无生命物质往往稳定且长寿，例如埋藏于地壳中的岩石可存在数亿年不变，月球也已存在约45亿年。而生命体，尤其是高等生命，则极为脆弱。
为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生存，生命必须改变自身。那些具备适应力的个体得以存续，并将优势特征传给后代。经过代际积累，这些演化结果使生命看似拥有“目的性”的生存策略。从自然选择的角度看，这些策略本质上源于基因变异与环境选择的组合。植物的生理结构表现出高度“目的性”：花朵吸引传粉者，果实引诱食物链传播种子，种子具“翅膀”与绒毛以利风播，刺可防食草动物，含羞草对触碰作出保护性反应，猪笼草发展出滑腻内壁与消化酶消化昆虫……这一切似乎“设计”精妙，但其实是无意识的演化产物。
植物并无意识，它们所有看似有意图的结构与行为，仅是自然选择下的结果，是对“生存”唯一主题的回应。它们进化出存活所需的手段，失败者则从历史中被抹去。整个过程没有计划、没有思维、没有主观目标。细菌亦如此。它们似乎具备“智慧”：能躲避人体防御、进化出耐药性……但这一切都非有意识的决策，而是基于遗传突变和自然筛选所产生的复杂适应策略。
当生命首次发展出能主动为生存而改变自身行为的能力时，我们才真正意义上接触到“目的”——意识驱动的计划与行动。人类无疑将这种能力发展到了极致。我们能识别生存与发展的关键因素，设计复杂工具、策略、制度，甚至能改造自然以适应我们自身的需求。在人类与植物/微生物之间，是动物群体——一个意识发展的灰色地带。意识的起点目前科学尚难界定，尽管神经系统的发展为其提供了可能。一些动物的行为如树蛙运送蝌蚪、蟾蜍为子孙开辟水道，看似具高度智能，但是否源于意识，仍存争议。
“本能”往往成为解释这类行为的避难所。但许多“本能”本身也可能伴随一定程度的意识。例如鸟类的诱敌行为、乌鸦投石取水的能力、黑猩猩使用工具的行为……均可能已超越纯粹反射，显示出较高级的计划与判断。尽管如此，只有人类拥有系统性、抽象性与自反性的思维，是唯一能够从根本上改变其生活环境的物种。从建造城市到发射宇宙飞船，从计算机到基因编辑，人类不仅被自然创造，更能主动研究并重塑自然。就“目的”而言，人类确实将其演绎到了极致。。

如果人们试图理解精神活动及其发展，就必须牢记这一点：人类所做的和所想的一切都与满足情感需求与抑制痛苦有关，情感和渴望是人类一切努力和创造的动力，无论这些努力和创造可能会以多么崇高的形式呈现。
那么，是怎样的情感和需求引领人们的宗教思想以及广义上的信仰呢?世界著名的英国数学家、逻辑学家和哲学家怀特海说过，宗教与科学是影响人类的两股最强大的力量，历史的未来进程取决于我们这一代人怎样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可见，宗教与科学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在当今这样一个所谓的科学时代，我们所关心的是：宗教与科学的关系究竟如何呢？探索正在进行，最后的答案还难以预料，但探索本身也许比答案更有意义，因为它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宗教与科学的本质和历史，防止将二者关系片面化和绝对化。
宗教与科学是什么关系？科学是反映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科学知识萌发于人类早期的社会实践，古代文明已包含许多近代科学得以发展的因素。由于人类社会实践和认识的历史局限性，古代的科学知识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一直附属于在思维方式上尚未摆脱想象性和猜测性的自然哲学体系，甚至寄生于宗教神话中。在中世纪，科学成了神学的分枝。科学与宗教的历史混合状态随着人类社会实践和认识的发展而逐步解体，科学从自然哲学体系和宗教神话中分化出来，成为实证性的科学。1543年，哥白尼《天体运行》一书的出版，是近代科学与宗教世界观彻底决裂的第一次宣告。从此自然科学便开始从宗教神学中解放出来，科学的发展从此便大踏步地前进，科学与宗教走上了公开冲突的道路。
科学与宗教在本质上是对立的。科学不承认任何超自然的力量，反对用超自然的原因和力量去证明任何自然现象及其发展过程。宗教就其本质而言就是对超自然力量的崇拜，相信超自然的上帝和神灵主宰世界。宗教的本质决定它否认客观存在的必然性和规律。对超自然力量的肯定和否定，决定了宗教与科学在本质上的对立是不可调合的。在认识方法上，宗教与科学也是根本不同的。自然科学从物质的各种实在形式和运动形式出发，去认识事物的各种联系并尽可能地用经验去证明。宗教认识其信仰对象的基本方法是信仰主义，依靠超经验、超理性的启示或神秘主义的直觉。在社会作用方面，宗教与科学也是大相径庭的。科学技术的发展造成巨大的社会生产力，从而推动社会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把科学看作是最高意义的革命力量。虽然宗教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也通过宗教运动对社会发展起过特殊的推动作用，但一般说来，宗教在历史发展中是一种保守的因素。因为宗教往往把现存的社会制度当成神意的体现，看成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
历史上，科学在每一领域取得的任何重大成就，都意味着在这个领域内自然规律的发现和对超自然力量的否定，意味着把神秘的作用和无知的影响从这个领域中清除出去。17世纪以来，近代实验科学所开始的从自然界各个领域中清除上帝主宰作用的进程势不可挡。从17世纪到19世纪，由笛卡尔、康德、拉普拉斯、达尔文所代表的进化理论在天体物理学、地质学和生物学中取得了重大成就，形成了与上帝创世信仰直接对抗的天体演化说、地质发展观和生物进化论。19世纪以来，自然科学的重大发展导致对自然规律更完善的表述。如现代物理学为经典力学、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找到了它们各自适用的条件和范围，把研究高速运动的相对论，研究常规运动的经典力学和研究微观世界的量子力学有机地统一起来，进一步证明了神学世界观的臆测成分。自然规律的新发现，自然科学的新进展，总是必然地导致对宗教神学的进一步认识。
而科学则可广义地定义为：对自然规律加以认识和利用的知识体系、认识形式和实践活动。科学与宗教各自都具有自己特定的传统、理想、认识方式和实践方式。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历来是哲学家、科学家和宗教学家所关心和争论的重要问题之一。近年来，关于二者关系的观点层出不穷，这表明，对于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只有一种观点、一个声音的时代己经一去不复返。简单说来，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可归结为下列三种基本类型：第一，对立说。这是西方近代的传统见解，这种见解往往把科学当作批判宗教的最有力武器。
罗素就曾指出：科学与宗教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而且科学将最终战胜宗教。持这种观点的还有尼采、杜威、弗罗伊德和萨特。这种观点是十九世纪显著的思想动荡特征之一。显然，宗教与科学的关系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层次的、复杂的。
影响宗教与科学关系的因素包括历史、哲学、社会、心理等多方面，本文主要从历史、哲学的视角，由人类认识的发展及科学与宗教不同的认识路线两个方面来探讨宗教与科学的关系。
1．人类前文明时期（30万年~公元前6世纪）。
2．古希腊时期（公元前6世纪~公元476年）。
3．中世纪（公元5世纪~公元15世纪）。
4．近代自然科学的产生与发展时期（公元16~19世纪）。
总之，16~19世纪的近代历史时期是宗教与科学激烈冲突的时期。日心说摧毁了以地球为中心、天堂在上、地狱在下的基督宗教世界图景；进化论否定了基督宗教有关上帝“创世”的说教。冲突的结果：科学节节胜利，宗教步步退却，其世俗化程度日益加深。
20世纪以来是一个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地发展、宗教面临着更为严峻形势的时期，宗教与科学的关系此时又出现了新的特点。在这样的情况下，宗教为了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以求自强发展，尽量避免与科学的正面冲突。基督宗教方面表示既反对伽利略时代“科学从属于宗教”的观点，也反对启蒙时代“信仰从属于科学”的观点，主张“第三种”解答，即认为：原则上说来，科学与宗教完全不是不相容的，因为它们具有不同的、然而又是互为补充的特殊目的，这些目的是相互独立的。天主教自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以来已把这种解答变成了自己的做法，力图把宗教与科学二者调和起来，以实现二者的和谐与互补，强调宗教作为个人道德和价值方面的内容。相应地，宗教对科学做出了一定程度的“让步”：罗马天主教在神学允许的范围内，公开承认一些人所共知的科学原理，如承认太阳中心说，承认生物进化论（虽然仍然坚持人的精神属于上帝）；并且，主动改善教会同科学家的关系，设法消除与科学界对立的局面。罗马教廷于1992年为伽利略公开平了反，鼓励神职人员和教徒努力学习科学。1936年，梵蒂冈成立了“罗马教廷科学院”，吸收了不同国籍、不同种族、不同信仰的科学家。教廷科学院和神学院里的现代科学研究人员，特别注意世界科学家的最新研究成果；利用科学技术成果为宗教世界服务。
从宗教与科学漫长的发展历史来看，20世纪乃是自古以来最为典型的“宗教对话”之世纪。现代科技发展的巨大影响与宗教自身世俗化的加剧，使人们明确认识到，在一个彼此相关的世界中，人们需要对话而不是独白，没有对话就没有理解，没有理解就没有共在，没有共在就没有人类的未来和希望。20世纪60年代以来，基督宗教从强调自身各派的“对话”而扩展到宗教与社会、宗教与政治、宗教与哲学、宗教与科学的对话。这样的转变是一种进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宗教与科学的正面巨大冲突。
现代科学己成为人类社会生活的一种决定性的力量，它一路高歌凯进，诱导人类构筑起一个完全“属人”的世界——人类理想的乌托邦。因此，许多人抱有一种坚定的信念，以为科学是万能的、绝对无误的，可以解决人类一切困扰和不安。因此，宗教仍然会保持人类精神生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向度。宗教与科学“在独立存在的关怀层面，每一个都有它自己的问题域，在该问题域的范围内，它们各自实施着一种自足的各自独立的自主权或自治权。
历史己经证明，宗教和科学是影响人类的两股作用不同的最强大的普遍力量，虽然二者关系复杂，却是不可替代。可以相信，无论历史如何发展，宗教与科学都不会寿终正寝，那么，二者之间的关系还会相应地呈现新的形式、包含新的内容。